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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中)

时间:2007/11/3栏目:调研报告

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   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   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   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   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   “幸运者”   9.6万元。一分不少。   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   2004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   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   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   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   “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   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   “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   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   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   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   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   “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   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   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   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   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   “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   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   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   “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   检讨为政之心   “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   “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   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   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   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   “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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