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 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 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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