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领导干部占47.1%；而认为自己下一届仍能保持这种优势的只有16.0%。特别是一批“45岁以上（年龄弱势），中专学历（学识弱势），非高等教育文凭（技能弱势）”的“三弱”干部在此次换届中表现出较强的悲观情绪，普遍对自己的前景不看好。二是对竞争“软”优势的担忧。干部中普遍存在“软”优势比“硬”优势更有效果的看法。在竞争优势指标选择中，“领导器重”和“单位人缘好”排在第一、二位，“有成绩”和“有关系”排在第三、四位。事实上，“一欠领导关注二欠上下关系”的干部在推荐中的确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意识取向使干部行为越来越受社会负面因素困扰，表现为：一是对表面政绩的执著，一心只求“上面看得到”；二是与社会关系的维系，一心只求“人人都说好”。
   　　4、服从中潜伏抵触。此次换届的初衷，是对我党这些年来推动民主建设的一次检验。考察方式有很大创新、全部实行差额选举、差额设置比例扩大、民主推荐渠道放宽，一些地方还开展了“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的试点。这些都是顺应民心之举。广大干部对改革本身都没有抗拒心理，行动上高度服从组织安排。
   　　但从这次换届的组织工作的满意度调查来看，“不很满意”的占到了32.4%；对本地选举的方案，选择“比较科学合理”的只占57.1%。产生这种对“国家大方案拥护，地方小方案抵触”的矛盾心理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在换届操作中存在简单化倾向和抵消做法。反映强烈的四个问题：一是“领导意志过重”。在这个问题看法上，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调查中选择“基本体现上级和领导意图”和“重点按照群众意愿，兼顾上级和领导意图”的分别占到了42.5%和48.3%。二是“以线划人”。为了缓和减少职数带来的矛盾，一些地方把选人问题数学化，年龄一刀切、学历一刀划、资历一刀砍，个别县年龄卡到了46岁，严重侵犯了公务员的劳动权利。三是“明放暗保”。一些地方党委虽然面上主张公开竞争，却事先在党内通气，要求“正职必保、女干必保、交流干部必保”，一些强势部门也分别插手，强调本战线“必保”，导致出现“书记不急、组织干部不急、县直选派干部不急”的现象。四是“分甩包袱”。利用换届“时间差”，向政府、人大、政协和部门单位“分流”，造成新的编制膨胀。
   　　5、渴望中渐生焦虑。换届中，广大党员干部对基层民主政治的渴望尤为强烈，具体反映为对“民主、公开、竞争”的渴求。有37.8%的对象认为换届组织工作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制度，作到科学公平”，有48.7%的认为应当放在“强化监督，保证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偏低。以公开为例，对换届的相关程序和政策，“比较了解”的不到30%，其中“一把手”和组工干部就占了76.8%。最令干部担心的问题就是纪律问题。调查显示，在换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中，“跑官要官”排在第一、“暗箱操作”排在第二、“拉票贿选”排在第三；有88.4%的干部认为每次换届中都存在个别异常活动。这些调查可以总结出：现阶段，民众普遍的公平正义需求依然是干部队伍最为迫切的、首先应该满足的要求；对选人用人公平公正的不信任问题，已经在干部队伍中形成情绪化的消极心态；这种消极心态在少数干部身上逐渐演变成一种“囚徒焦虑”，就是认为别人一定会跑，自己如果“不跑不送”，就会“原地不动”，想通过主动的不公平避免被动的不公平。
   　　目前换届中干部心态的主要问题，一是风险焦虑，二是公平焦虑。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干部心理调试问题，重点要针对这两大问题，在“疏、导、治”上做文章。一靠文化“疏”，提高干部的自我调适力。二靠制度“导”，完善组织工作的科学化。三靠纪律“治”，确保换届监督的实效性。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真正解决“换届改革”给干部心态带来的冲击，通过改革解决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的事业造就一支有生气的力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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