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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三
三、依法治市的评价标准 一定的评价标准是衡量依法治市工作成败得失的准则。依法治市工作开展得好不好、人民满意不满意都可把评价标准作为衡量的尺度。以往的依法治市工作无论是在规划的制定中，还是在依法治市的实际运作中，都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这样导致的后果可能是依法治市工作缺乏科学的统一的尺度，缺乏成熟的理性规划与运作。 （一）确立评价标准的意义 确立评价标准，一是有利于依法治市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依法治市工作是在市委的统一领导、督促、协调下进行的，市委推进依法治市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社会和经济的整体进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依赖于市委对依法治市工作有一个清晰的整体的把握，而评价标准的确立能够帮助我们从全局来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市工作，帮助我们依据确定的标准来制定规划、实施规划和最终检验规划。 二是有利于依法治市工作的实际运作。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处于依法治市工作的第一线，是依法治市工作的最关键的实施主体之一。明确了评价标准，有利于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以既定的标准来衡量、检验自己的个人行为和公务行为，提高依法治市工作的效率，降低行为失范的比例，使微观行为与宏观决策相统一。 三是有利于对依法治市工作的监督。市委提出继续推进依法治市的宏观战略之后，各部门积极运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然也不排除存在问题。评价标准的确立，可以为广大范围内的的监督者提供一个客观的监督标准，对照实际状况和标准，找出存在的问题，鞭策权力机关、政府机关依法决策、依法行政。 （二）确立评价标准的方法 可行的、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标准是依法治市的理想的评价标准。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结果，在确立评价标准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论。 首先，要用系统性的观点来确立评价标准。依法治市是一个系统工程，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主体涉及到各机关、团体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过程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和监督、救济等各环节。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确立评价标准之时理应综合考虑各个内容、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而不是仅从法律的内部来寻找标准。相反，衡量依法治市的成绩好坏，法律本身不宜作为对象，应从外部寻找评价依法治市得失的依据，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法治的契合程度来确定依法治市工作的成与败、得与失。 其次，要坚持阶段性的观点。依法治市是一个新生事物，从市委第一次正式做出依法治市的宏观决策开始到今天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尽管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依法治市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依法治市的渐进性，依法治市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处于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之中。因此，确立评价标准要注意当前依法治市工作所处的特殊阶段，要认识到依法治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 再次，要坚持地域性和可作性的观点。依法治市是区域的法律治理，不同的区域尽管有着普遍的共性，但也存在着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个性包括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条件、历史传承等。可作性要求在确立标准时，要注意标准是否能够为人们所直接认知，是否具有可比较性，是否能够概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 （三）依法治市评价标准初探 依法治市工作的好坏得失最终还是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为依归的。人民的满意度高是依法治市的最终目标。但由于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看法的分歧存在，所有的人满意只能是一个梦想。综合目前所认知的各种基本要素，我们把依法治市的评价标准初步抽象为安全、诚信和有序。这三者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成为一个联系密切具有相依性与相关性的标准体系。对组合每一个标准体系的若干子标准和具体指标，需要做仔细地分析、研讨。目前，只能对该标准体系进行概括的、大致的描述： 1、安全 评价依法治市的第一个标准是安全。安全是一个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终极需求。用安全来衡量依法治市的成果是科学性与系统性、阶段性、区域性、可作性的统一。安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各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政治稳定，从整体上讲是指一国政治系统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体系、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有序的政治运行机制三个不同层次。城市区域的政治稳定，是在国家宏观指导和制约下的局部稳定，具有相对性、局限性，但同时局部的稳定状况也对国家大局的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因而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要稳定，应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威的确立，“必须先存在权威”。一个政府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谈得上对权威的限制。当然，权威的确立依赖于法制的规范和保障。二是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即保持政治生活基本价值的稳定性，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认识、态度和情感的一致性。三是通过改革现状，摆脱不稳定因素，真正建立稳定的秩序。有序而合理的改革措施正是维护稳定的最有效的力量。其中，尤其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 第二，经济安全。狭义地讲，经济安全是区域的根本经济利益在不受伤害条件下正常运行的态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安全指的是一个城市有能力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波动、摩擦、侵袭的状态。在国际、国内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的时候，经济安全成为地区利益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区域经济贸易方面利益的获得与维护。 经济安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有形、无形的若干产业、企业及种种形式分布于国内、国际。经济安全不以明确的地域为依托，其目标是维护区域有形、无形的经济利益，并寻求更大的经济贸易利益。二是经济安全自身具有多层次性，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行业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更紧密结合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既不可分又有矛盾。经济安全有赖于企业整体的经济安全，但国力提高和经济繁荣是通过竞争得来，竞争的加剧使很多企业倒闭。三是实现和提高持久的经济竞争力，就要融入经济全球化，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参与国际分工，这是实现经济安全的重要选择。同时，善于抓住机遇，获得宝贵的发展时间，争取良好的发展空间，也是维护经济安全的客观要求。 第三，生态安全。它是城市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的特点。城市生态安全一是防止由于城市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从总体上讲，城市生态安全的指标有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程度、乡土生态环境系统或生物多样化程度、城市防护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城市绿地面积及分布状况、城市土壤质量状况、城市湿地系统及连续性程度、水资源污染状况和水资源丰富与短缺程度、河道的人工或自然形态的比例、湖泊退化程度和人工清淤状况、空气污染指数、无机动车“绿色”通道的里程与分布、公园数量及开放程度等。 第四，生活安宁。生活安宁纵向上指居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期间内的幸福安逸的状态，横向上包括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的工作生活、娱乐生活舒适稳定，心理愉悦的状态。生活安宁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和生态的保护密不可分，生活安宁程度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稳定成正比。生活安宁一要有一个稳定的连续的政策、法律环境，只有稳定连续的政策、法律的存在才能使得居民生活在稳定的预期之中，才不会有突然的变化对居民产生的强烈冲击。二要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障来降低居民日后生活、工作中的风险。三是要及时打击违法犯罪，解决经济上、生活上的纠纷，维护居民的正当权益。四是要有一个公正的发展环境，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平等的创造空间。五是要有一个现代的、便捷的硬件体系，为社会每个角落的居民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在目前的状态下，城市治安安全为社会公众更为关注。据有关研究，对城市治安安全影响较大的有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主要破坏力指标、维护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标以及公众安全感这一主观社会指标。 2、诚信 诚信是规范、制度、人品三者的有机统一，规范是诚信的基本内涵，制度是诚信的发展内涵，人品是诚信的本质内涵。建设诚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社会信用主体的共同努力。诚信包括以下四个指标： 第一，与同类城市相比引进外资的数量。虽然引进外资的多少与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实力、人才资源、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相联系，但一个城市引进外资数量的多寡，反映了投资者对这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信心，尤其是对所在城市政府、企业和市民守信、守法、守诚状况的信心。所以一般情况是，引进外资数量多，城市诚信度高；引进外资数量少，城市诚信度低。 第二，城市人文环境的优越与否。人文环境的程度高低反映了该城市市民素质的高低，它与市民的心理、行为密切联系。一般说来，人文环境优越，政府官员和市民的行为很少越轨，可以很容易地预见到会如何行为、不会如何行为。而人文环境较低的城市，政府官员和市民的行为往往更容易失范，失去可预测性、可计算性。 第三，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程度。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是城市诚信的另一个指标。是否公正审判反映了该城市对法律的遵守情况，对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的追求。一般情况是，公正审判程度高，城市诚信度高；公正审判程度低，城市诚信度低。公正审判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案件上诉率、再审率、错案追究率和媒体曝光度综合权衡。 第四，公众满意度。公众密切接触到城市的各个方面，对城市的诚信状况有一定的发言权。同时，还要考虑到外地居民的评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满意度。所以，公众满意度是从本市市民和其他地区居民的抽样调查中所获得。公众满意度高，城市诚信度高；公众满意度低，城市诚信度低。 3.有序 有序表现为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 政治生活的有序主要包括规范的政治参与主体、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规范的政治权利分配和规范的政治权力监督。规范的政治参与主体包括所有的公民、社会团体、组织和党委部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政协，这些参与主体都是法律所规定了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法律主体。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是指参与主体在参与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法定的渠道或者其他途径如媒体等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它与过激的参与、非理性的参与、参与的非均衡性、参与的脱离实际性等适成对照。规范的政治权利分配主要是各政治参与主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这一权利如何分配、按什么原则分配，这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内容。规范的政治权力监督指政治参与主体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来监督政治决策行为，就政治决策的可能影响发表自己的观点。总之，政治生活的有序是一种参与的有序，是“法治化”的参与。 经济领域的有序是当前的重点。在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和法制的滞后使得经济领域出现了失范现象，亟待规范。经济领域的有序包括规范宏观经济指导部门、规范市场主体资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主体监督等方面。规范宏观经济指导部门包括进一步明确宏观经济部门的职责权限，规范它们的依法行政行为，防止宏观经济指导部门插手企业实际事务。规范市场主体资格指规范市场参加者的统一入市条件，制定严格资格审查、核查和监控制度。规范市场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对市场参加者的交易行为、披露信息行为、宣传行为、履约行为等进行规范，尤其是对市场主体的欺诈、垄断、不正当竞争、环境污染、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进行整顿。规范市场主体的监督是指各市场监管主体应严格依法监管，既要依法行政，又要杜绝不作为现象。总之，经济领域的有序是一种“法治”下的有序。 文化生活的有序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它包括文化生产的有序、文化宣传的有序和文化流通消费领域的有序。文化生产的有序涉及到教育机构及其行为的规范、各网站、电视、报纸的运作、言论等行为的规范。文化宣传的有序包括党委宣传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规范、政府和学校作为宣传主体的行为的规范、媒体宣传地位的确立与规范等。文化流通消费领域的有序涉及到文化市场的有序进入和竞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使用、转让等。文化生活的有序是一种“政策与法治并举”下的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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