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组织人员、科技人员引导发展方向和道路。从中央到地方，上传下达，可将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往往却被文件宣读或会议开展代替了，起不了实质作用。“两卡一书”等政策是为了给农民借贷等提供方便，但农民不愿借钱欠债的传统心理使这样的措施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⒊乡村基层民主与权威
   　　《乡土中国》中讲到中国农村是无为社会，是无讼社会，是长老政治。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来，现代性的政治因素潜移默化地注入了农村的肌肤。本身起步就晚，脚步迈得依然很慢。农民（打工一族等一类经受现代文明影响的除外）的乡土本性没有改变，形式上的政治民主意识只是在思维表层波动。中国农民骨子里并没有民主情结，也因此他们不需要建立广泛的公共关系，尽管他们与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摆脱不了干系，但他们的政治热情只是生之于外界，甚至谈不上什么政治热情的。
   　　因此，基层选举中大多数农民对政治参与大多漠不关心，或者道听途说，或者敷衍了事，也正是这样的心态使不少地方“代票”行为数不胜数。
   　　在权威方面，传统的长老、辈分等的影响逐步减弱，以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为代表的新型权威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经济精英尤为突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增加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农民的目光日益集中于那些依靠各种方式获得经济财富的人身上，并以这些人为目标来重新内化评判标准和价值追求。
   　　年两会的召开正在进行当中，“和谐社会”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农村发展问题不是简单地加入现代化因素就可以解决，只有综合考虑到农村发展的传统因素，在传统和现在的合理交接处寻找科学方案，这些问题才能最终找到答案。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设计城市和农村的整体发展计划，和谐社会的道路才能有序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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