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
父亲的书●俞律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八十五年前，我率真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大哭着降临到了人世，然后，哭着哭着，逐渐产生了人的最初感受——记忆。这记忆的最初形象当然属于母亲，我逐渐清晰地记住了她有节制的笑容。虽然她笑得不多，但笑得有礼貌。
至于父亲，因为他长年在上海教书，只有寒、暑假期内才回来探望生活在扬州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回来也几乎整天坐在他的书房里，埋头写些属于他自己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像母亲的笑容那样使我不能忘怀。一直到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将我们全家接到上海去长年团聚着生活了，我的记忆里才正式映现了父亲。
这个记忆是从书开始的，那时父亲给我订了两本期刊，一本是《小朋友》，又一本是《儿童世界》。每月最初的几天里，总有邮差把当月的这两本儿童读物送来，而我每月的月头最期盼的事，就是那位绿衣人捺我家的门铃。但是父亲看来并不怎样关心我是不是认真读这些期刊，他从不曾问过我这两本期刊里有什么好看的故事和插图，他总是忙他自己的事。他关心的是星期日，他盼星期日就像我月头盼绿衣人似的。每逢星期日，他十有八九去英租界的书肆集中地三马路淘书，有时发现一些中意的线装古书，即使价格高得很，当教师的经济难以承受，他也要设法筹款买回来。妈妈有时笑着骂他：“败家精！”
他是清朝末年光绪皇帝坐到第二十五年龙位那一年出生的人，先读私塾，后毕业于第五师范文科，难怪对古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他最爱的是宋本，就是宋朝雕版刻印的书。宋本字体每用颜体或欧体刻成，字体古朴劲秀，是传统第一等艺术品。父亲经济力不能致，只有泡在大图书馆里才能得到这种艺术享受，若要宋本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书架上，那就只能到书肆去购买书坊仿刻影印的宋本了，这种宋本叫做“影宋”，有用宣纸印的，有用皮纸印的，还有罗纹纸印的，好在一样的古色古香，精美程度并不逊于真宋本。
书买到手，父亲便忙不迭再去买些坚厚的麻浆纸和蓝色的厚布，调制兑了明矾的浆糊，亲自给书做书套，往往忙一整天也忙不完。母亲便嘲笑他：“你只会给你的书做好看的衣裳，没见你给自己也做一套像样的穿起来。”
父亲做的书套谓之帙，正面贴上书签，亲自写上书名，端端正正像一幢房子，堆叠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城。古人说藏书如筑书城，看来很富形象思维呢！
父亲最大的快乐在此，而这种快乐的最高境界，则在每天的夜晚，他翻开这些书，几乎全无节制地高声诵读。母亲怕邻居们嫌烦，常提醒他注意；好在邻居们似乎并不厌他，背后倒善意地调侃道：“书呆子又开唱了。”这是传统知识者的读书乐，母亲和我也分享着这种梦也似的生活情趣。直到1937年夏天，“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们的好梦才被日本鬼子的魔影惊醒。一场连天烽火，把我们家，当然还有上海中学整个教师住宅群，烧成了一堆劫灰。父亲全部心爱的书籍和他亲手为它们制作的衣服都化为乌有，而我，当然也失去了我的所有的《儿童世界》和《小朋友》。
我家避难于法租界，父亲忍受着文化破产的切肤之痛，即使如此，也治不好他的书癖。在混乱的“孤岛”上，他居然又往三马路的书店跑了，虽然乏钱问津，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吧！而我的期刊呢？再不见绿衣人送书来了。父亲总算关心到了我的失落情绪，在书店顺便带给我一本德国作家著的儿童小说《爱弥儿捕盗记》，写的是一个聪明机智的十多岁的孩子，在火车上协助警察捉住了一个伪装君子的强盗。
父亲有几位书友，常来畅谈藏书的乐趣。我听得入神，才知道父亲“八·一三”遭逢的焚书之灾并不是第一次。1931年，他在沪江大学教书，独身居住在军工路的教师宿舍里，当时就陆续收藏了一大批古书，全毁灭于日寇制造的“一·二八”兵燹。他和书友们有时也无奈地叹息：国家积弱，人民衣食尚且无着，我们白面书生，百无一用，不要再为书忙啦！一直到1945年，日寇败降，劫难才算过去。虽然内战又打了三年，好在很快就分出了胜负，父亲盼望的太平世界，看看实现了。他充满喜悦，书痒难挠，继续又购买了一大批古书，新制了一大批雅致的书套，一心想当个厮守着文化一辈子的藏书人了。
我喜欢看蜘蛛在屋角结网，慢慢地，一丝接一丝地组织成八卦式的阵图，这种阵图式的网，具有何等精美的、自然的艺术审美价值啊！你如果今天用竹竿去摧毁它，但明天就会看见另一张同样艺术的网又严严整整地挂在屋角上了。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收藏的旧书已经蔚为大观了。有一次，一位朋友来借书读，父亲是很惜书的，一怕书被污损，二怕有借无还，但他不像元朝作曲家马致远在《借马》那首散曲里形容的吝马人遭朋友借马时的左右为难的尴尬，他慨然对借书人说：“古人说过，真正渴望读书的人是自己无书而借书读的人，我不像有些人手中书多却束之高阁，自己不读又不肯借给别人读。我理解借书人总是真正专心读书的，知道书的可贵，读完就会归还主人的。”这位借书人拿到书喜不自禁，果然如期璧还。父亲平时不多说话，但口才不错，肚里书多，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能耐。
话再说回来，我是1946年高中毕业的，下一步是上大学的专业选择。本打算投考性之所近的中文系，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文学这玩艺是不用上大学的，你把我的藏书好好读读，有四年工夫，比大学文学系毕业生水平高。你看现在的社会情况，大学文科毕业谋生不易啊。你要考虑实际些，先要谋个饭碗，然后才有机会当个没有生活上后顾之忧的文学家。”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是大学毕业即失业的年头，我若失业，父亲是不可能长期供养我生活的。他即使有些余钱，也要为他的最高爱好一藏书服务的。于是我不得不考虑饭碗问题，不太情愿地读了大学的银行系，因为银行里堆着银饭碗哪！有趣的是我毕业之时已是建国后的事了，社会体制变了，只要是大学毕业生，不管哪个专业，一概统一分配，统一的工资标准，人人有大锅饭吃。父亲也颇后悔：如果当时让儿子读文学系，现在也一样有个铁饭碗的呀！
我工作了一年多以后，就调动工作，离开上海到南京来。临行时，父亲跟我谈了一次话。他平时难得和我正式谈话的，这一次可是一本正经的，不过也很短略，先说：“古人云：‘遗子黄金满蠃不如一经’。”最后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送别，你就在我的书架上拿几本书去吧！”这可真使我受宠若惊，他居然肯把最心爱的书送我，不禁呆呆地站在他面前，涌出几颗感激的泪珠来，等着他把书拿给我。他说：“还等什么？自己拿吧！”我这才恍然，说到底，我是他的亲儿子，不像别人，借了他的书，还要讽喻人家早还，我于是真的就伸手拿了十来本。我不顾他所说的“几本”，而一下拿了十几本，他竞也面无难色，点点头，看着我把书装进书包，叮嘱说：“好好读，保管好，别弄脏弄破。”
临行时他拍拍我肩膀对我说：“南京离上海近在咫尺，我可惜没有去过。清朝有个诗人袁枚，在南京营造过随园，园里有个‘所好轩’，置着许多好书，他为此写过一篇《所好轩记》的散文，把自己喜爱置书的道理说得很透彻。你到南京后一定要去随园看看，如今是个什么样子了？‘所好轩’还在不在？”我诺诺，可是到了南京，也不知忙些什么，并不曾去寻随园，后来竞也淡忘了。
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父亲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办了退休手续，他自由了，随时都可以上书店去淘书了。古旧书店有位职员卢先生，和父亲交游甚厚，时常向父亲传递一些关于书的情报，譬如书店收到了什么好书，价格几何等等。父亲平时不多交友，惟有卢先生来谈书，他是绝对欢迎的。
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我春节回上海探亲，一走进门，忽觉得家里的布置有点异样。定神一看，呀，房间当中多了两张大沙发。这一大块地方，原来安置着几个大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安插着父亲的藏书的呀，而如今偌大一座书城，竟摇身一变，化为沙发了。自古以来有情者都为“物是人非”而悲怆，我此时却为“人是物非”而不知如何措手足了。
母亲见我猜疑不定，便有点凄然地告诉我一个最近家里发生的故事。她说话有一点急促，失去了平时含蓄的笑。就在春节前一个星期，父亲突然对母亲说：“我粉笔生涯数十年如一日，总在课堂上坐硬板凳，回家也还是坐硬板凳。”母亲插嘴说：“硬板凳怎么啦？又不是冷板凳！”父亲长叹一声，指着满架的书说：“我想把这些书全部卖掉，买两张沙发和你并排坐坐。”母亲以为他在开玩笑，便也开个玩笑：“你这些破书能卖几个钱！买条沙发腿差不多！”
然而父亲是绝对认真的。第二天旧书店的卢先生开了一辆汽车来，跳下来几个搬运工，七手八脚，把父亲的书一五一十地搬上汽车，扬长而去。如此匆匆几个来回，竞把一座书城搬走了。
“哎呀！”我只说了这两个字，母亲就接着说：“一共两千多本书，你爸真舍得呢！然后就真用卖书的钱买了这两张沙发。”
我明白了，是父亲用两千多本书换了这两张沙发！唉，他多少年来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买的书，如今就只抵两张沙发么！
父亲坐在他的书桌旁的木椅上，猛烈地吸着烟，一言不发。母亲说：“他把沙发买来了。自己却从来不去坐！”
父亲从此没有书了！
过了几年，我在河北邯郸工作的弟弟，接父母去北国度晚年。父亲到了邯郸的第三天，收拾房间，踏在板凳上，向墙上挂装饰画，不小心失足跌下来，竟然昏迷不醒了。这是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神智不清，失去语言和行动的能力了。我接到弟弟的信，慌忙去邯郸了解究竟。母亲只是哭，而父亲已经不会哭了，但是他见了我却似乎凸现了愕然的表情，我相信这是他看出来是大儿子来了而产生的亲情激动。他望着我，还望着我，半晌，伸出两个指头，嘴蠕动了许久，忽然努力挤出了三个字：“两个人。”母亲和弟弟惊讶地望着他：他居然说话了！真是奇迹！希望他接下去说，然而他却再也不说什么了，只是瞪着眼瞧我。我看到他混浊的眼球上，分明映着相伴他一辈子的那个家里的大书架和架上全部的书——一座书城。哎呀，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邯郸有两个人呀！对啊！是蔺相如和廉颇这两个赵国最有名的人物啊！司马迁《史记》不是有廉颇、蔺相如列传么！这两个人的戏剧性的恩怨故事就是发生在战国时代的这片土地上的呀！
谁说父亲没有书了！书都在他肚子里哪！
又过了两年，父亲带着他一肚子的书远走了。他生前喜欢吟陶渊明的诗，陶诗有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父亲是和陶渊明一样豁达的．虽然他只在世间和他的书相伴了七十有六年。他去世的那一年是1975年，而现在是2012年了。我——他的长子，如今已经是85岁的老人。父亲身后这属于我的三十七个寒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飞驰而去了。父亲和母亲生前相依，死后同穴，合葬墓在故乡扬州。扬州是一个有很多凄清的故事的文化名城，父亲是一位文化人，但这个文化古城里几乎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了。
去年春节，我接到一个使我极其惊讶的电话，对方的声音完全陌生，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扬州晚报》社周刊部的编辑。他起先只是淡淡地问我：“我想打听一个人，你听说过俞牖云这个人么？”听到俞牖云这个名字，我真的就像被天雷轰了一记。三十七年来，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名字！我立刻大声说：“俞牖云是我父亲。”我的回答使对方大大地兴奋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名叫慕相中，这几年一直注意收集扬州已故文化人的资料，最近发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扬州籍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俞牖云的资料，收集到了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m版的长篇文言小说《绿杨春好录》、《柳暗花明》、《风尘双雏传》和白话文短篇小说集《喜轿》等等多种言情小说和其他文字，查明他是扬州小说家李涵秋的学生……过了几天，这位慕先生从扬州带着他收集到的我父亲的作品复印件亲自送到我手里，当时我手上的第一感触无以名状！唉！我这个从事文化工作的儿子，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出版的书，其旧装潢形式的质朴气息使我想起孔夫子说的“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之美。我在父亲身边长大成人，却从没有听他对此透露过一个字。他是只珍惜别人著的书，不珍惜自己著的书么？
我想，也许是鸳鸯蝴蝶派这个文学派别在建国后受过批判，故而父亲对这些孤寂的往事一直不愿意为外人道，甚至都不曾对自己的亲儿子提起过吧。
我的眼疾，无缘用电脑，不会上网，便吩咐女儿替我查找关于她爷爷的历史资料。女儿很快查到了，兴奋地喊我去面对电脑上的那个闪亮的荧光屏，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一个字一个感慨系之；本想对女儿说：“谁说你爷爷把书藏在肚子里走了，这里不是还有许多他自己著作的书留存在人世么！”却忽然哽咽起来，说不出一个字来。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世事翻复，人生易老，我早已不会像85年前刚到人间时那样大哭了。
【父亲的书】相关文章：
重读父亲这部书02-28
赞美父亲的作文：被沾湿的书02-23
父亲节倡议书03-20
父亲的父亲作文03-19
2014父亲节策划书08-23
有关父亲节的倡议书12-09
倡议书关于父亲节12-08
父亲节倡议书范文10-10
庆祝父亲节活动策划书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