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论魏晋风流及明清癫狂　　
　　这里的魏晋，也包括了三国南北两朝，明清，则指代明朝开国至清朝初期。其中包含了历史上两个有名的战乱时期，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艺术上的两大活跃期，在这一时期，名士佳人鱼贯而出，文学流派各领风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历史上归结为“魏晋风流”，而对于明末清初，我在此称其为“明清癫狂”。
　　
　　魏晋风流的研究在国内早已风生水起，叙述详备。各位名人雅士也已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像长相俊朗的潘岳，陆机，其貌不扬的左思，俊才飘逸的谢灵运，谢朓，一生抑郁的陶潜，嵇康，疯疯癫癫的阮籍，桀骜不驯的范晔，孔融，规规矩矩的山涛，向秀，擅写评论的刘勰，钟嵘，擅作骈文的丘迟，吴均等，都历来为人称道。但其中之大人物，该数嵇康了。
　　
　　嵇康生活在三国的晚期至西晋初，晋书里说他“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而且“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均见《晋书》本传）《世说新语》里称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的确一表人才，同时又是沛王曹林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郎中这样的官位。嵇康在诗书文赋音乐无不有所作为，但这样一位皇亲国戚，俊才豪杰却在39岁即惨死于政治斗争之中，英年早逝？几百年后的大诗人自居易就感叹道“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
　　
　　嵇康的一生始终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一方面希望“终老于莫厘飘渺之间”，可又无法忍受“伪士满朝，腐儒误国”的政治。因此，他不会像阮籍一样完全出世，疯疯癫癫，游戏人生；也会不像山涛那样完全入世，规规矩矩，做老好人。在魏晋时期要想保住性命无非是阮籍，山涛这两类，夹在这中间的嵇康自然就难逃一死了，连他自己也说“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庭有法，自惟至熟。（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倘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据说嵇康经常服用五石散这类热药，导致心情烦躁，愤懑不已，他去竹林打铁实际上也是为了发泄这样的不良情绪。史书中说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又有司隶校尉钟会也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这样一个人，能在乱世中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更不用说一辈子做他的竹林七贤了。难怪在死之前，他对儿子嵇绍说：“不用担心，我死了，你山涛伯伯会照顾你的、”看来他对自己的死早巳作出了预言，但没有去躲避，他讽刺山涛出仕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多么率直的嵇叔夜啊，山涛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红尘中，阮籍也因为写了篇略带奉承的文赋而声名扫地。只有嵇康，在几千年以来的正史中始终扮演着正面的角色，始终拥有魏晋风流集大成者的地位。就如他临终前的大呼：“《广陵散》今绝矣！”一代风流也就此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嵇康最宝贵的不是他浩如烟海的诗文骈赋乐章书法，而是一种狂士精神，一种苦闷的乱世情结，这种情结。是汉末党锢之祸以来的文人气节与三国隐士懿范的融合，正是这种情结，熏陶着此后一代又一代文人，不至于在魏晋这样一个庸碌的时代中出现大批庸碌的文人，相反则是俊采星驰，人杰地灵，终成魏晋风流的大气候。魏晋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宽衣大袍，不鞋而屐。魏晋时期的气候并不见得怎么炎热，这些文人雅士为什么要穿成这样。鲁迅先生就认为这与他们服用五石散有关，五石散是当时的一种补药。吃了以后会体热，先生还为此做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讲话：乞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里暂且不说鲁迅先生的论证是否正确，但由此看来这些名人是有些癫狂，像嵇康这么个壮汉，好端端吃补药干嘛，前面说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发泄行为。服五石散，穿宽大袍，不鞋而屐只是他们狂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苦中作乐，苦于沉闷黑暗的现实，乐于自己乌托邦的幻想，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管什么礼乐文明了，像嵇康就说自己“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就更加了，拿着个酒壶流来荡去，图个逍遥自在。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流行着诸如太康体、宫体、永明体、玄言诗等派系，历史学家，文学家对这些华丽之作贬褒不一。我个人认为这些诗歌均是文人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他们乱世情结的寄托和个人理想的抒发，毕竟魏晋三国南北朝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时代，子弑父，弟杀兄，人人疯狂，唐宋大家要读懂他们也不容易，不要说光用几个派系去理解，更不能单从品味文字价值这样一叶障目的手法去考虑分析了。
　　
　　一朝潮过潮又起，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来到了明清，这就完全是一个狂士的乐园了。高启狂完方孝孺狂，方孝孺狂罢前七子狂，前七子狂后归有光接着狂，此后公安派、唐宋派、后七子、复社粉墨登场，李贽、徐渭再领风骚，明亡之时唐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顺着路儿一狂到底。
　　
　　这个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封建专制不断走向鼎盛，一方面又是各类政治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们说两汉魏晋隋唐宋元以来的狂士大都是在儒家教义下的“儒狂”，还处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束缚之下，而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文人们已经嗅到了封建王朝的腐烂气息，并开始从制度方面进行思考反省，像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等等。这虽不能说是一场完全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仍有许多局限性，像唐甄，张溥就有“英明君主救世”之说，但在专制盛行的时代，有这些论点，的确已难能可贵了。
　　
　　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狂士精神及其消退》中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明清的狂士风采，他把王阳明的“圣狂”定义为最高等的狂，袁宏道的“龙德之狂”其次，方孝孺的“寄道之狂”也可圈可点。的确，此三子应集明清癫狂之大成。
　　
　　王阳明的“圣狂”表现在他对“点也狂”的参悟，这个点不是点线面的“点”，而是孔子的学生曾皙，据说这个曾点在孔子授课时不好好回答老师问题，自顾自地在一旁鼓瑟，他独特的举动，构成了“点也狂”的典故来源。但孔子似乎喜欢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吾党之小生狂简”里面，大约也包括了曾点这个特长生。历史上对“点也狂”的研究论述有很多，但王阳明却不同，他在《传习录》里写到：
　　
　　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这个曾点尊敬得很，两人可以说“狂”气相投。在王阳明嘉靖三年的诗歌《月夜二首》也可看出：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最后两句更是带点得意，认为自己和“点也狂”一样，不拘礼数，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看透世间万象，“已心生万象”，其观点也可见一斑。
　　
　　袁宏道的狂也就相对复杂了，刘梦溪先生称赞其为“狂之醒者”，认为其狂得有分寸，更有种忏悔之意。宏道对“狂”有一番具体的分析“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他说要是他的朋友癫狂了，他就“北面而视之”，俯首称臣了。可见在他看来，癫狂简直是对人至高无上的称赞了。就像方孝孺说的那样“果以予言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认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随便好了，“你说老子癫狂，老子就癫狂好了。”癫狂已不是骂语了，反而令人受宠若惊啊！而袁宏道的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提出了“道不足以治天下，无益之学也；狂不足与共天下，无用之人也！”即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学问不与国事相结合就是“无用之学”，自己的狂不用于治国安邦，则为“无用之人”一袁宏道的狂，的确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狂了。
　　
　　明朝的狂是从何而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确对癫狂之士的出现打下了经济基础。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因素。明朝的政治是腐败的，始终处于宦官与官僚的半战斗与战斗相混杂的状态，这导致了国力的大衰退，据说明末时的疆域已萎缩到不到四百万平方公里，只有如今中国的三分之一。这时候的士人癫狂，自然有些“带泪的微笑”了。李贽就写道“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为什么乱说乱作，就因为现实世界有太多束缚人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是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佯狂只是暂时给自己一点慰藉，同时也是他们活在乱世的一种手段。这与魏晋的风流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像李贽、张溥、袁宏道最后还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也是士人之哀。
　　
　　魏晋与明清的狂者精神与乱世情结很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我认为，不是要人人去学做狂士，举国皆狂只会带来更惨重的教训。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狂士一个发发牢骚的机会，那狂士自然就不会拉着别人一起狂了。但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我们的社会在牢骚中也能不断地进步，要不然，老夫子们牢骚发的再多，只是当当饭后纳凉的笑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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