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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分析与宗教法治化的路径探讨

时间:2006-11-23栏目:宪法论文

  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分析与宗教法治化的路径探讨
  
  田龙飞 北京大学法学院
  
  近年来,随着“三自”教会系统之外的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围绕宗教的信仰自由权、结社权和活动自由权与中国宗教管理的“行政管制”模式之间日益产生了冲突和紧张的关系,教徒的自主聚会受到管制机构的监控与阻挠。中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宗教自由原则,但附加了诸多的例外。中国的人大法律中尚无专门调控宗教事务的法律,但在若干部法律中均有涉及宗教的条款。对宗教事务之管理规定陈述最为详细的是国务院于2004年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但该条例饱受诟病,主要原因在于“管制”驱逐“自由”,不能满足宪法上宗教自由原则的要求,存在违宪嫌疑。不过,条例的制定也有着一定的宪法依据,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宪法上的宗教原则不完整和不够清晰。
  
  总体而言,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宪法层面,即宪法第36条第1、2款规定的“宗教自由”原则和第3、4款规定的“宗教限制”原则之间存在规范性冲突,且何者优先未予明确;宪法未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以阻止国家对宗教自治性的破坏。《宗教事务条例》的“强管制”模式,其规范依据是宪法第3、4款规定的“宗教限制”原则,但未能完整准确地体现第1、2款规定的“宗教自由原则”,涉嫌违宪。因此,仅仅提议制定《宗教法》未必是最佳的制度选择,更加根本的法治需求在于宪法上宗教原则的“补强”和“理顺 ”。然而,我们讨论宗教问题并不能脱离中国自身的精神秩序传统及其制度努力。中国的宗教治理经历了古典时期的“早期理性宗教”模式和近代以来的“公民理性宗教”模式,不同于西方自成系统的一神教体系。中国的有关宗教法律安排体现了公民宗教体系相对于传统宗教在理性上的优越性,从而形成了行政管制为主、政治吸收宗教的现有模式,无法适应全球化、人类和平及中国大国崛起的需要,应进行结构性调整,采行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宗教多元化安排。法学界提议的从“行政化”到“法律化”的法治思路存在合理性,但囿于体制约束,效用有限。中国宗教法治化的远期框架需要借助政治决断以及宪法、法律层面的制度补强来完成。本文即试图对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进行分析,对中国精神秩序传统进行文化解释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法治化路径之选择。
  
  一、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性分析
  
  中国的宗教法律体系,就中央层面而言,主要包括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宪法第36条分四款规定了中国的宗教自由及其例外。《教育法》等法律中有涉及宗教的零星规定,但主要是重述宪法上关于宗教自由之例外的有关内容。《宗教事务条例》是宗教事务管理最重要的行政法规。在这三个层面,主要的问题在于宪法层面和行政法规层面。由于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法,本文暂不讨论法律层面涉及宗教的零星规定。
  
  1、宪法第36条(宗教自由条款)的缺陷
  
  为方便讨论,现将宪法第36条全文摘录如下: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这是宪法上关于宗教自由的专门条款,也是宗教立法和围绕宗教问题的法律讨论的最重要依据。不过,这样的宪法条款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和内容性的缺陷。
  
  首先是结构性的缺陷,即宪法未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我们知道政教分离是西方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双重结果,也是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重要成果。对于完整的宗教法治原则而言,仅仅规定宗教自由原则是不够的,必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前提。政教分离原则是权力结构原则,宗教自由原则是权利类型原则,前者是后者的保护性前提。中国宪法缺失政教分离原则,就为现实中政府通过各种形式扶持、压制不同教派提供了宪法空间,不利于形成宗教自由所依赖的“宗教市场”环境。基于教义、组织化和具体历史的差异,不同教派和本土政权之间显然会客观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距离,政府作为世俗政治组织也必然会利用这样的距离差异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缺失政教分离原则导致了政府对不同教派施加不同影响,从而不利于形成符合现代理性要求的政教关系。重新思考中国宪法层面的宗教法治原则,政教分离应获得优先性的考虑。
  
  其次是“原则”与“例外”的相对化。宪法第36条第1、2款属于“宗教自由条款”,第3、4款属于“宗教限制条款”。从宪法条文结构和宪法学理上均可以解释成中国宪法上的宗教条款“以自由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然而,一方面,宪法文本本身并未明确这样的“原则”/“例外”关系,另一方面,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恰恰是“以限制为原则,以自由为例外”。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关于宪法上宗教条款之“原则”与“例外”具体内容的深刻质疑。形式化的回答可以是《条例》违反《宪法》,但我们显然不能忽略宪法本身规定不够清晰这一点。
  
  再次是宪法上“宗教限制”条款本身的内容性缺陷。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义务针对“正常的宗教活动”。问题在于:宗教自由需要国家保护吗?保护义务是否可能被滥用来进行宗教压制?何谓“正常”?国家是否有能力以及有权对“宗教”之“正常”性进行认定?“保护”这一宪法用语本身代表了国家权力的主动性,“正常”这一宪法用语又代表了国家权力的选择性。概言之,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主动选择正常宗教予以保护。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对通行的政教分离原则的否定。笔者认为宗教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自治的一部分,是自治事务,国家的保护义务还在宪法上否定了宗教的自治属性,使得宗教成为国家而非社会的一部分。第4款“外国势力”问题则比较复杂。“外国势力”不是法律概念,而是国际政治术语,用在宪法中不恰当,而且内涵不确定,外延过宽。宪法在这里宣扬的是一种宗教爱国主义,然而宗教爱国主义与宗教的普世认同之间存在冲突,本条款将宗教属性国家化了,确立的不是政教分离,而是将宗教作为“国界”内的事务,建构成世俗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上述两个条款(保护义务条款和国界条款)成为宗教立法的宪法根据,也成为现实中政教冲突的最高规范根源。
  
  值得交待的是,所谓对中国宪法宗教条款的缺陷分析,其参照标准自然是国际通行的宗教法治原则,其核心是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中国宪法宗教条款的缺陷不可能从宪法文本本身寻找原因,其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策根源,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政教问题主要是中国政治主权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早在隋唐时期就在中国本土有零星的渗透与传播,但不成气候。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国主要是从近代国门被打开之后开始的。借助西方的军事胜利和政治强势,大批传教士来华,具体宗派不同,目的各异。天主教传教士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传统,受罗马教皇支配,主导着基督教在华的正统宣教政策。不过,基督教内部的新教则有着不同的宣教政策,且对于中国基督教自治运动的历史性展开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耳熟能详同时也为国家宗教管理机构认可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体系,其历史根源在于基督教新教的宣教政策。最早提出三自原则(three-self principle)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基督徒亨利·范恩(Henry Venn, 1796-1873)和美国基督徒卢夫·安德生(Rufus Anderson, 1796-1880)。他们并非联合提出,而书各自从新教的宣教政策设计角度出发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他们最早提出了“本土教会”(indigenous church)的概念,如何体现“本土”性质呢?具体分解为三个子原则:self-supporting(自养),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自传,Venn使用self-extending一词)。他们没有参加对中国的具体宣教实践,但在本国担任着宣教的领导工作,其组织管理思想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影响很大。基督教新教的这一“本土宗教”主张既满足了中国人的信教需求,又通过“本土性”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取得了和解,因而许多中国教徒接受并践行了这一主张。“三自”原则早期的中文译名及排序是“自立、自养、自传”。不过,1949年之前的“三自”传教系统既对西方教会独立,也对本国政府独立,尽管与民族主义达成和解,但并未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种民间化的社会性存在,从而在更加全面完整的意义上体现了“三自”原则。当然,总体而言,1949年之前的“三自”教会在中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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