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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问题到局长一级才能解决”

时间:2006-11-23栏目:法理学论文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在和平体育馆举行了第12次局长接待日活动。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在听取群众反映时,对承办具体问题的民警发火:为什么非要等群众把问题反映到局长一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批评有些公安民警:面对老百姓的难处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是左推右挡的态度,缺乏最起码的责任心,缺乏对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据《中国青年报》)
应该说,一些本该一线民事就能解决的事情,偏要反映到局长一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现象,在不少的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当然,对于不同地方来说,原因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无外乎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领导无小事,群众无大事。在一些民警眼里,只有领导而目无群众,领导能决定自己的福利、业绩乃至升迁,而群众是无法主宰其命运。所以,领导一个电话,他们可以不辞辛苦,而对群众的困难却可视而不见。这种心态下,要局长的批示乃至引起愤怒就不足为奇了。
二、办案与经济挂钩,办案围绕经济指标转。在一些地方,当地政府或公安机关本身给一线民警下经济指标,分配到所、分配到人,民警的工资、福利与罚款、追赃挂钩。民警忙于办那些能带来效益的案件,群众的鸡毛蒜皮小事当然不足挂齿。
三、一线办案干扰比较大,需要领导发话来压阵。许多案件看似简单,然而里面复杂的因素却很多,面对窘迫的办案环境,一线民警也无抵挡之力,只好能拖则拖,等到领导发话了,各种干扰便望而却步,民警自然对案件迎刃而解。
看来,一味地责怪民警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真正地解决问题还需在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针对上述所讲的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不仅看上而且还要看下的机制,民警的业绩乃至升迁不仅是由领导来决定,还要群众来评判,把群众是否满意作衡量民警工作好坏的指标,并真正让群众参与到决定民警升迁的体制内来。二是要像四川省、浙江省有关部门一样,取消所谓的罚款指标,不要让民警疲命于为经济发愁,把精力用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三是要建立说情的“防火墙”,不要让民警的肩膀担当过多的“不能承受之重”。让那么干扰者都暴露出来,让不能见人的东西见见阳光。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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