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法律论文 >> 法理学论文 >> 正文

法律实证研究中的“经验”

时间:2006-11-23栏目:法理学论文

  法律实证研究中的“经验”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副教授
  
  内容提要: 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对法律现象的看法,其背后往往存在经验基础。这些经验未必被明确言说,但很容易左右学者对理论的理解、对问题的判断。片面认识和错误判断,常常是在理论运用过程中对理论的经验基础出现了感知偏差。理论提炼上的偏差,往往并非发生在从经验到理论提升的环节,而是经验感知环节就出现了问题。不同学者就某类法律现象发表学术意见,其出发点一样,结论却可能大相径庭。例如,面对农民的土地权益屡屡受损的现实,一类学者认为需要赋予农民更大更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另一类学者认为需要强化农村集体的实质权利。
  
  一、导言
  
  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法律现象就是反映法的存在和运作的现象。法理学则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研究法律现象的一般性、根本性问题。法律现象存在于法律实践领域,可以通过感性和理性的方式加以认识,法律实证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从法律实证研究的过程来说,先是对法律现象有感性认识,获得局部经验;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经过理性认识,局部经验有所升华,从而可能达致对法律现象的全面认识。从认识论上讲,由于法律实证研究是面对法律现象的学问,需要处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其中介则是经验。经验,就是人们在同事物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它是认识的开端。要全面认识事物,还需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经验。在法律实证研究中,经验就是对法律现象的感性认知和概括总结。经验因此构成了法律实践与理论的中介,构成了法律现象与认识判断之间的中介。
  
  学者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一般都以相应理论为视野。理论视野如同有色眼镜,不同的理论眼镜能帮人看到不同的景象。而理论视野的取舍,或者理论的应用,又存在两个维度的问题,一是价值取向维度,二是经验感知维度。
  
  虽然价值取向是学术研究所难以避免的,但价值取向却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由于价值取向不同,歧见在所难免。学者对同一法律措施的看法不同,因为有的人更重视自由价值,而另一些人更重视平等价值。即使同样重视平等价值,有的人更重视政治平等,而另一些人更重视经济平等;有的人更重视机会平等,而另一些人更重视结果平等。不同学者对待同一法律现象,即使都认为牵涉到人权价值,但有的人可能更重视作为个体政治自由的人权,而另一些人可能更重视作为群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权。两种不同的人权观可以互相交流,甚至可以在实践中竞争,但一时却难分对错与高下。价值取向不同所导致的学术歧见很难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交流讨论来弥合。甚至可以说,价值取向是立场问题,它所导致的观点和认识不同,不属于学术范畴,至少不是法律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
  
  法律实证研究的更多学术歧见,可能涉及经验感知维度。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判断,对法律现象的看法,其背后往往存在经验基础。这些经验未必被明确言说,而是隐含在学者的生活经验、调研经验甚至想象之中。它们往往左右了学者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对问题的判断。片面认识和错误判断,常常是在理论运用过程中对理论的经验基础出现了感知偏差;理论提炼上的偏差,往往并非发生在从经验到理论提升的环节,而是经验感知环节就出现了问题。不同学者就某类法律现象发表学术意见,其出发点一样,结论却可能大相径庭。例如,面对农民的土地权益屡屡受损的现实,一类学者认为需要赋予农民更大更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另一类学者认为需要强化农村集体的实质权利。两类学者的出发点都是更好的保护农民权益,前一类学者的经验基础可能是“农民权利受到村干部的侵犯”,后一类学者的经验基础可能是 “过强的土地承包权已经造成了‘反公地悲剧’”[1]。基于不同的经验,学术歧见当然容易出现。经验感知所导致的学术歧见,可以通过深入研究、交流讨论来加以弥合。深入研究可以获取更全面的经验,交流讨论可以让不同学者共享经验。
  
  目前,法律实证研究的经验偏差较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西方理论背后的经验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警醒;第二,过于相信局部的直接经验,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来自于个人生活的经验过于自信,二是对片面的个案调研经验过于自信;第三,对间接经验缺乏反思,主要是对来源于媒体的社会轰动性案件中的个案经验缺乏反思。
  
  二、理论背后的经验
  
  理论本来就从实践中来,人们在同事物的接触过程中,从对法律现象的感性认知和概括中获得经验,经验的有效深化提升最后会成为理论。因此,理论背后往往有其经验基础。理论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系统性结论。在具有抽象性的理论中,经验的痕迹往往被隐藏、被消弭。但这不能否定,理论,尤其是从实践中直接提炼出来的理论,其背后都隐藏或隐含有经验基础或前提。忽略、忽视理论的经验基础,往往会误解、误用理论。对理论的经验前提的无知,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当前中国法学中的理论往往来自西方法学,以及更大范围内来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其经验前提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并非显而易见,因此对其把握存在许多客观上的困难。加上学者主观上的忽视,误解、误用理论问题在法律实证研究中就表现得较为突出。
  
  从经验到全面认识法律现象的深化过程,需要依赖理论(常常是西方理论)的指导。然而,任何一种西方理论都不是全能的真理,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方,而只是一种认识方法、框架或视野。这些方法、框架或视野有其独特的、地方性的经验基础。以能动司法理论为例。近年来,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被称为“能动司法”的变化。“能动司法”这一概念出自美国,它是司法能动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司法实践时,就需要对其经验基础有所认识。在美国,只有诉讼过程中启动了宪法审查,能动司法才有用武之地,并可能导致违宪无效的判决结果。在无立法或行政行为受违宪挑战的诉讼中,就无所谓能动司法。而在中国,能动司法运动的背景是应对金融危机、服务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目标,其思想基础是服务大局、为人民司法,其具体机制是主动介入、主动服务、及时解决纠纷,其主要举措是司法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送法下乡、送法上门等。[2]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理论当然可以用于分析中国司法实践,但其前提是对这一理论的经验基础有着清醒的认识。
  
  显然,当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法律实践问题时,可能发生“指称错位”[3]问题。看起来相同的概念和理论指称,其经验性内容可能迥异。以概念为基础进行推演的理论,背后往往有着经验性的内容,它就是理论的经验基础。如果不对之深究,仅仅按照字面含义去理解,就会出现经验附会,即以自己的片面理解、个体经验甚至想象,去曲解理论的本来涵义。因此,正确理解理论,需要足够的经验内涵。否则,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法治实践,要么不知所指、空洞无物,要么牵强附会、荒谬可笑。
  
  当运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法律实践问题时,还可能发生切割、肢解既有中国经验的问题。理论天然具有建构性,会对既有经验进行重构。缺乏理论,经验感知难以深化,但理论一旦介入,又会束缚经验的全面铺陈。理论可能按照自身的逻辑来建构性的铺陈经验,从而使经验的逻辑被隐藏。如果对理论背后的经验基础缺乏足够认知,既有经验就可能被随意建构。如此,既有经验就会碎片化,就不能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现象,就可能变成了检验西方法学理论的材料。在西方理论视角下,可以从既有中国法治经验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这些理论的一些面向,西方理论因此得以证成或证伪。这种情况下,理论的认识功能,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既有经验也就无法得到提升,无法发挥

[1] [2] [3]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