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主要适用的是劳动部的《试行办法》。该办法第八条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工伤范围及其认定作出了规定：该条第（一）至（九）项采用了列举式，其中并不包括参加单位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项；作为兜底条款的第（十）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劳动部兼顾工伤情况的多样性和立法的有限性所作的技术性处理。从目前对企业工伤性质认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该项条款实际上是排除了该条第（一）至（九）项以外的一切情形。2、从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上看，企业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规范只有劳动部的《试行办法》。虽然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规定：“参加本单位或上级组织的文体比赛、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认定为工伤”，但该办法适用对象是“本市党政机关、行政机关、权利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社会群众团体、全民、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根据行政法的法定原则，该《暂行办法》不能适用于企业职工。3、从本案实际上看，代表组织的活动应是渝中区建行，不是其内设机构储蓄科。内设机构储蓄科的行为不能代表渝中区建行的行为。对这种内设机构的行为，应按谁组织谁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处理，如果不是这样，单位就可能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过于广泛的法律责任，有违公正原则。就本案来说，储蓄科长组织该科的春游，未经建行领导的批准，是一种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在此次春游中造成任茂菊伤残，应由储蓄科长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单位渝中区建行承担，任茂菊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向储蓄科长个人索取赔偿，获得救济。因此，对该次活动，应认定不具备公务性质，在非公务性质活动中受伤的任茂菊，虽其本人没有任何过错，但不能认定为工伤。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认定为工伤。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
（一）《试行办法》的法律条文无明文规定，可适用法律原则和精神来指导和规范。
现行认定工伤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试行办法》等规定，其中对企业职工工伤性质认定作出具体规定的只有《试行办法》，法源相当不足。正如前面第一种观点所述，《试行办法》没有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纳入工伤性质认定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此种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理由。因为与现代国家行政管理具有的专业性、技术性及适应性、多变性等因素相比，法律条文的有限、有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特性使得我国的立法现在无法跟上需要，立法中的空白地带大量存在，且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用语也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故在对“行政的法定性”的理解上，不能机械地认为必须要有具体法律规则为依据，实质上“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应包括法律规范，还应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①。目前工伤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法条不可能包罗万象，无一遗漏地进行列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因为规范性文件，即《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没有对某种情况加以列举，就以“于法无据”而拒之门外，而是应当结合有关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法律目的或法条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精神、法律价值来进行认定。
（二）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原则和精神。
所谓工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执行职务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我国工伤保护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劳动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摆在立法宗旨的第一位。这些足以可见，我国在劳动立法方面为实现平等，针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赋予了他们不对等的权利义务，法律重在保护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此，属于劳动保护组成部分的工伤保护的首要法律原则和精神应该是：最大可能的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
（三）根据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在企业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受伤应属于工伤保护范围。
从字面意思理解，工伤理应只发生在工作中。但笔者认为，这是对工伤的狭义理解，从上述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来看，其重心是保障无恶意劳动者在劳动中伤亡后能获得救济，所以对于工伤，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进行宽泛理解，即扩展到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而生产劳动过程应包括工作中和进行与工作相关事务的活动。而企业组织的集体活动就属于此处所说的与工作密不可分，甚至贯穿于工作中的相关事项。这种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特点，生产要求开展的集体活动较之于职工私下相约活动，更具有指导性；更能加强职工之间的团结和睦，增强员工凝聚力；更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归根到底，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并且某些集体活动还是职工休息权得以保障和享受福利待遇的体现，是单位必须予以组织的。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单位通常在工作中、工作之余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以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局面，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在参加应工作需要而广泛存在的集体活动（某些活动还带有一定强制性）中伤亡，却不能一视同仁，认定为工伤，享受同等待遇，而是让职工个人来承担风险，这明显加重了无恶意劳动者的义务，不仅显失公正，而且不符合我国工伤保护的法律精神，不利于监督企业在开展集体活动时尽到谨慎义务，集体活动也将无法继续开展。
综上所述，劳动部《试行办法》未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认定为工伤，是其滞后的表现。其与同属规范性文件的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相比，后者将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受伤纳入应认定为工伤的范围，比前者更具有突破性。虽然本案任茂菊属于企业职工，不能适用《暂行办法》的规定，但是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企业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全民、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有的劳动权利和负有的劳动义务应是一致的。故企业职工在类似情况中受伤，也应认定为工伤。并且本案被告渝中区建行以前也是事业单位，仅仅因为改制为企业，职工在同样的情况下，以前可享受工伤待遇，以后则不能，与理与法不符。
（四）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的性质。
企业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伤亡，应被认定为工伤，这是以上已论证的问题。但是任茂菊参加的集体活动存在特殊性，即活动在形式上是由储蓄科组织的，而非渝中区建行，这就涉及对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如何认识的问题。笔者认为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能否视为单位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单位具体情况而定。理由是：单位作为一个大集体，其不可能事无巨细，只由一个部门进行管理，为降低管理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单位必须授权内部不同的部门分别行使管理权力。这种职务授权包括工作职权，同时也包括对工作相关事务的管理权，例如对集体活动的组织。在这种

分工合作的情况下，内设机构的活动不能一概视为单位行为，应区别对待：1、如果单位对内设机构的职务授权（包括内容和程序）明确，并且对职工公布过，那么，内设机构如若超出单位授权范围擅自行为，其职工是应当知晓的，在应当知道非单位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职工仍参加该次活动，应视为职工的私人行为；2、如果单位职务授权不明确或未向职工公布，那么即使是内设机构擅自组织的活动，只要参与活动的一般职工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是单位组织的活动，则借用民法中“表见代理”理论，单位应对该次集体活动承担责任。因为在内设机构是否有权组织集体活动方面，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一般职工，较之单位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为平衡双方利益，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应在此种情况下加重单位的责任；且授权不明，责任在单位，所以风险理应由单位承担。任茂菊参加的这次集体活动，是由科长组织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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