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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诉讼中的中国宪法适用

时间:2006-11-24栏目:诉讼法论文

【内容提要】宪法通过适用而进入诉讼程序是宪法发展趋势之一,文章对宪法适用在我国还未进入诉讼视域的原因从表层和深层作了分析,从法理上阐明了宪法进入诉讼是必要和可行的,最后提出了双轨制的宪法适用方案。
  树立宪法权威,确立宪法至上地位,关键一环是宪法实施(注: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349-350.)。宪法实施包括宪法执行、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等。对于宪法适用理论界存在众多分歧,有学者只赞同宪法适用中的违宪审查,并对违宪审查设计了多种制度,而对宪法在诉讼中直接引用作为判案根据持否定态度(注:参见胡锦光:《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探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第5期。)。我们认为宪法适用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运用宪法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宪法适用既包括违宪审查,又包括宪法在审判中直接作为判案根据。
  一、诉讼中我国宪法不直接适用的原因
  宪法适用在当今世界的宪政实践中已成为普遍现象,据统计,现今世界上有104个国家分别采取普通法院型和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型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注:(联邦德国)库特宗特、海默尔著《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185页。)。在我国,其他法律都可进入诉讼,唯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不可以。分析起来有两大原因,一为直接原因,一为间接原因(深层原因)。直接原因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7月30日研字第11298号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一个刑事案件,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就宪法有无直接效力作司法解释。这个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没有规定定罪处罚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罚的依据。”这个批复成了后来法院在审判中不直接引用宪法的“根据”。应该肯定1955年批复对刑事审判中不直接引用宪法作根据是有道理的。因为刑法是采“罪刑法定主义”。此中的“法”只能理解为刑法。但如果把该批复错误看作所有案件,包括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都不宜直接引用宪法作判案根据,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错误。除1955年批复外,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10月28日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法研复[1986]31号)这一批复对中国法官不直接引用宪法作判案依据也客观上产生误导作用。1986年批复在对我国立法权的划分和法律体系作了较多说明之后,确认了可以称之为“法律”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可以在制作法律文书时被引用,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可以被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分析1986年批复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是否可以用宪法规范判案,既没肯定,也没否定,而是采取回避态度。从对此批复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在审判中宪法不能作判案的根据,则应当采取排除性规定。即应当明确指出宪法规范不能被引用,而不是采取暗示方式。况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绝不可以中止宪法的效力,也无权对宪法是否适用作出选择和解释。故这一批复不可成为阻碍法官不引用宪法的根据。
  宪法在诉讼中不直接适用的间接原因(深层原因)有以下几点:1.我国宪法至上权威地位观念远没有树立起来。宪法适用状况与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完善程度、宪法传统和民众的宪法观念有很大关系。我国人治传统根深蒂固,宪法、法治观念淡薄。宪法在中国的出现不足100年,新中国成立后宪法很不稳定,四易其貌。2.我国的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存在着深层矛盾(注:参见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中外法学》[J].2000年第5期。),违宪审查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功夫在诗外”,违宪审查制的建立要依赖于在民主集中制中寻求宪法适用的原则性与妥协性相结合的方法。因此我国宪法适用机制的建立不是学者书生意气的技术层面的设计所能完全解决的,还要一个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和民主宪政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3.司法独立程度不高和法官素质相对较低给宪法的司法适用带来了操作困难。一方面,司法独立程度不高,法官不能在审判中处于相对超然地位,法官受到宪法和法律外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干扰。这样导致严格依宪法和法律办事原则难以贯彻;另一方面司法独立程度不高,则法官在审判中倾向于保守。不敢革新和突破,这样导致对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和1986年批复的保守和误解。面对宪法不适用的习惯,法官不敢突破适用的“禁区”。造成宪法很少直接适用在我国成为既定事实(注:另三个是民事的。参见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武汉1999年第5期。)。4.苏联宪法模式的影响。我国宪法特别是1954年宪法深受苏联宪法的影响。苏联宪法有为政策服务,口号性强,适应性弱的严重意识形态化倾向,并且苏联宪法没有建立宪法诉讼机制。因此深受苏联宪法模式影响的中国宪法没有进入诉讼视域就理所当然了。
  二、诉讼中宪法适用的法理依据
  要建立中国的宪法适用机制,首先要解决宪法能否适用问题,这是前提。笔者拟从理论和外国宪政实践两个方面证明宪法适用是必要和可能的。
  首先,宪法是法律的一种,而且是法律中的根本大法,宪法与法律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的执行。洛克说:“因为法律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被制定的,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成为社会的约束,使国家的各部分各得其所,各尽其所应尽的职能,如果法律不能被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律”。(注:洛克:《政府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2页。)宪法作为法律的最重要一种,本质上是建立法律的先决制度和组织执行法律的超级结构,宪法与其说是所有法律的渊源,还不如说是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注:Sec  E.A.HAYEK: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volume  1)[M]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134).)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宪法实施适用应当成为宪法发挥作用的关键。
  宪法除了实施这一法的共性外,与其他法律相比,还具有最高性、根本性、纲领性和原则性的特征。在中国,其他法律都是在宪法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其他法律都要以宪法为依据和根本准则。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无限复杂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之间永远存在矛盾。当立法者对社会生活某一方面没有预见到或者虽预见到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立法时,对这一类纠纷的解决,宪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就留下了真空。但法官不能因为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这时除了寻求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之工具外,法官引用宪法规范直接作出裁断显然

也是解决纠纷的一条好路径。因此,宪法作为克服法律完备性之局限的工具,应当进入诉讼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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