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信赖该人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是相应地对待乘客就够了。”参见［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参见［日］西原春夫：《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版，第14页。）第一次在认定交通事故中的过失适用信赖原则的，是1966年12月20日的判决。（注：参见［日］西原春夫主编，李海东等译：《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265页。）
　　1966年12月20日的判例是：汽车在没有实行交通指挥管理的交叉路口右转弯时，在车道的中央附近熄火，再次发动后以约五公里的时速行驶时，从右侧方行驶的摩托车想从该汽车前方超过，结果相撞，致使摩托车的乘者负伤。（注：参见［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对于本案，否定汽车驾驶者过失责任的判决理由是：“在本案中，对于汽车驾驶者来说，如果不存在特别的情况，他就可以信赖从右侧方向驶来的其他车辆会遵守交通法规，为避免与自己的车相冲突而采取适当的行动，根据这种信赖进行驾驶就可以了。对于认识右侧一方的安全，预见像本案中被害人的车辆一样，竟敢于违反交通法规，突至自己车辆前方的（其他）车辆，据此防止事故发生于未然，不属于（行为人）业务上的注意义务。”（注：［日］中山敬一:《信赖原则》，载中山研一、西原春夫、藤木英雄、宫泽浩一主编：《现代刑法讲座》第3卷，成文堂1982年版，第80页。转引自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196页。）
　　自上述判决之后，“学者间反应颇佳。各级法院亦奉为交通事件裁判之圭臬。且将之扩张适用于摩托车相互间，及汽车与脚蹬车相互之事故上。”（注：陈国梁：《日本交通事故上之信赖原则》，（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0卷第2期，第49页。）至于车辆和行人之间是否适用此原则，在实务上最初无适用余地。其理由是：(1)步行人对危险之发生，常居于被动地位。(2)就交通安全设备言，对产量之设备较对行人之设备为优。(3)就交通危险防止言，司机多有较专门知识经验，而行人则没有。（注：陈国梁：《日本交通事故上之信赖原则》，（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0卷第2期，第51页。））后来随高速路的发展、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分开以及交通信号设施的完善，维护交通之畅通，发挥汽车等高速交通工具之性能，在实务上对于行人和车辆之间的交通事故有适用信赖原则扩张之趋势。而今日本法院对于交通事故适用信赖原则，已成为普遍。
　　二、信赖原则与过失责任之根据
　　在信赖原则产生之前，对过失之责任有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之发展。旧过失论以预见可能性为中心，重视结果预见义务。认为在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结果有预见的可能，能够预见到具体的结果却未预见，即违反了注意义务，应负过失责任。这使过失成立的范围过于广泛。新过失论则认为过失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结果避免义务。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不仅包括认识、预见义务，也包括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即为避免结果发生而采取适当手段的义务。行为人在结果预见可能性的基础上，有为避免结果的发生而采取适当手段的可能却没有采取，因而应负过失责任。在交通领域，依信赖原则使行为人因信赖他人采取适当行为而发生危害结果，行为人不负过失责任，其根据是什么？对此，在德、日有二种不同学说。（注：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08页。）
　　1.限定的预见可能说。该说认为“行为人适用信赖原则，不负过失责任，系因直接排除行为人之预见可能性。亦即因行为人信赖其他之人均能遵守生活上所应遵守之法则，则行为人即无须超越此一社会生活上所应尽之注意义务而为注意，其即无此预见，则当然不必进而负回避结果发生之义务，故其行为即无过失可言。”（注：廖正豪：《过失犯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210页。）西原春夫即此主张。（注：西原春夫认为交通事故中，驾驶人均有不安感或危惧感，极易成立过失，故以信赖原则排除其预见可能性。参见［日］西原春夫：《信赖原则と预见可能性》，载于ジエリト第552期，第33页。）该说将行为人不负过失责任归于直接免除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赋予信赖原则以有力依据。但是为何在一般情形可认为有预见可能性，而在适用信赖原则时，则否定行为人有预见可能性及如何协调二者？因而有学者提出将预见可能性分为“事实上预见可能性”和“刑法上之预见可能性。”（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364页。）事实上预见可能性，是指行为人本人在当时情况下，根据自己本身情况所见之预见可能性。刑法上之预见可能性是指社会一般人在该状况下所见之预见可能性，而信赖原则免除的正是刑法上之预见可能性，而信赖他人也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且在社会上属于相当时，即可否定预见可能性，从而不成立过失。
　　2.限定违反注意义务说。该说认为行为人行为时仍具有预见可能性，但因信赖其他人将与自己同样遵守有关之规定，即他人也将符合社会生活所必须之注意，故在一定条件下给予免除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该说基本上仍认为行为人与其他人都具有预见可能性，只因行为人之信赖，乃减轻或免除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
　　如前所述，随着交通业的发展，高速交通工具的利用，人类发明不断涌现，如仅以行为人有预见之可能即论以过失之犯罪，则行为人将动辄受刑罚之苦。但一般人的法益也不能不予以照顾，因而有关过失犯的理论，从传统的过失犯理论发展至新的过失犯理论，使有结果无价值的观念进而兼顾行为无价值，以寻求行为人与社会间共同生活利益的平衡，尤其对于交通事故创立信赖原则，更是此精神之具体表现。而依传统过失犯理论或新过失理论，均不能排除行为人之预见可能性，但因行为人既已尽自己之注意能力与注意义务，那么行为人对于结果发生的避免，也尽了一般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所以此说“就免除注意义务之点而言，可以说比较符合刑法客观上之要求。”（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364页。）
　　三、信赖原则的适用
　　基于危险分担之法理而生的“信赖原则”，与“容许的危险原则”都具有限制过失犯的成立作用，在处理交通运输事故，促进交通便利和对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由于“信赖原则是一定社会相当性下的

信赖，信赖原则中注意义务的分配也应在信赖的基础上分配，因此，它都不是无条件、无限度的”。（注：周光权：《注意义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日本学者对在处理交通事故中适用信赖原则的主客观要件作了深入探讨。（注：参见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适用信赖原则必须存在着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对于遵守交通法规以及交通惯例、交通道德的信赖，且这种信赖符合社会生活中相当性要求。“信赖的社会相当性”判断对信赖原则之适用至关重要。社会相当性的判断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且以现实的交通情形为前提，因而不能墨守成规。但在下列几种情况下，信赖一般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注：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286页。）(1)行为人本身违反交通规则，因而发生事故，对此信赖他人遵守交通规则，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避免危害结果，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所以不能适用信赖原则。(2)在容易预见对方有违反交通规则之行为者，如酒醉之人或醉酒骑车之人，因其心神不正常，极易违反交通规则，以信赖其遵守交通规则而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回避事故发生的，这在一般社会生活上不具有相当性。(3)因道路以及其他状况可以预见违反交通事件发生危险性高的场所，以及从周围的状况看不能期待采取适当行动的场合，如在住宅小区、道路有雪或其他无人行道与车道相区别的道路上，有众多的行人出于不注意的行为的情况下。在此，从社会一般情况看，不能信赖行人必能采取适当的回避行为。(4)对对方是幼儿、老年人或身体残疾而无保护人陪同者，此等人因大多数不能理解交通规则或即便理解也会基于本能而行动，因此不能期待其必能遵守交通规则而采取适当的回避行为，信赖此等人的适当行为，欠缺社会相当性。(5)对方的违反注意义务即将造成危害后果，行为人有充足时间可以采取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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