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国的现行法院体制现状可以推导出，目前的审判权是一种地方权力而不是中央权力。  虽然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由于得不到相应制度保障，实际已经名存实亡。我国现实中通行的是一种地方党委领导、地方人大和上级司法机关监督指导、地方政府管理人、财、物的司法体制。  法院由同级党委领导，法院的人事任免权、调动权由同级党委主管，审判工作由同级人大监督，财权由同级政府“制约”。一句话，法院的几乎一切包括上至院长下至法官的前途和命运均受制于地方党政和人大机关。在人事制度上，如果没有《法官法》和司法统考制度的制约，法院将还会不断地被地方“硬塞”进非法律专业的法官。即便如此，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给法院“安排”没有法律背景的但被认为在政治上可靠的法院院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法院成了地方的人员接收站。不断充斥进非法律专业人员将法官职业化的努力抵消殆尽。在物质建设上，法院建设和法官培训深造需要独立的经费预算，但地方财政预算的随意性并没有任何的制度制约，反而生出较多扯皮和掣肘。逐渐形成了地方富则法院强、地方穷则法院弱的格局，西部有些经济落后地方法院基本办公条件和法官工资均难以保障。  法院为了生存和运转，院长成了到处找钱的“后勤保障官”，法院的各级法官也让现实逼得平庸化和功利化，法官职业化建设让法律人无奈地叹息。由于受制于地方的体制原因，法院难以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行政执法的“纠缠”，法院陷入地方保护的“旋涡”难以自拔。特别是地市以下，很多地方党政领导心目中的依法行政，则是“依法院行政”，“搞不垫”的行政上的麻烦事就要求法院出头处理，法院无力抗衡，每每成了地方各项“中心工作”的急先锋和挡箭牌。还有大大小小的行政执法、会议、考评、统计、检查，法院已演变成地方的部门和附庸，法院院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化为地方行政官员和社会活动家，真正专注于司法工作的精力则有限，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的地位在基层实际已名存实亡。因此，法官职业化建设在基层更加举步维艰。笔者认为，司法地方化是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最大拦路石。
在制度层面上，另一个影响法官职业化的因素是法官的职级问题。《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等级并未与薪俸和法官水平相匹配。法官地位和薪俸高低仍是套用行政职级。导致收入微薄的法官对法官等级不以为然，反而强烈要求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尽快解决与薪俸挂钩的法官行政职级问题。  行政职级决定着法官的地位和待遇。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曲从于行政的现状让法官牢牢地受制于地方，这就是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时下流行的向地方党委乞求落实行政级别的做法也是中国法官在制度困境下自救的最好方法，地方党委或批或不批没有统一的做法，全凭其酌定。  在有些地方，法院几乎与地方党政融为一体，法官自觉不自觉地与地方官员对比，谁又能相信一个基层法院的副院长与乡镇司法所长竟是平级而比公安派出所所长还要低一级呢？  而法官明知这是趋向行政化背离法官职业化的想法和做法却不得已而为之，但谁又能理解法官无奈的苦衷呢？

三、法官职业化进程与内部因素

1、法院审判管理行政化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法官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官独立审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司法审判应保证独立。宪法之所以规定保障审判独立，是为了确保审判过程和结果公正。  然而，在我国，不但法官难以独立，就连宪法明确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也难以保障。由于我国传统上实行以行政权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致使在构建我国司法体制时也沿用了行政化的体制，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司法权的行政“格式化”。  主要体现在法院内部审判工作机制运行的行政化和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趋于行政化。
首先，在一个法院内部，普遍存在案件审批制度，法官承办的案件的裁判文书要经庭长、主管院长层层审核签发，有时院长、庭长未征求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意见而直接更改裁判文书内容，或者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这种方式纯粹是行政审批模式，不利于法官独立思维和独立责任意识的形成，反而造就了懒惰和不思学习的法官，阻碍了法官个体专业化的形成，同时，亦违背了司法亲历性的特点，有损司法公正。司法界早已认识到这种没有法律规定但却是我国法院普遍延用的审判实践习惯弊多利少，已开展多年的审判方式改革还权于法官和合议庭的改革方向正继续探索。然而，还权于法官和合议庭后，部分院长、庭长和法官均不习惯，院长、庭长担忧目前法官的素质难以让案件质量得到保证，而法官习惯了的依赖心理则难以转换，不愿从“安乐窝”从走出来。同时，让法官独立办案后院长、庭长如何对法官和合议庭进行有效指导和监督？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监督？监督与干预的界限如何把握？在暂时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时，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审批制度的老路上去。  这也正是目前法院正思考和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法律规定上下级法院和法官之间的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的关系仅限于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而不同于行政模式的领导关系。这样规定的制度初衷是保证当事人能得到更高层次法院和法官的审判程序救济。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走了样，有渐倾行政化的趋势。由于相当多法院将上级法院的发回重审和改判作为错案追究标准和质量标准，导致初审法官为了“防患于未然”，逃避被追究责任的危险，不遗余力地请示、汇报，两审法官“会审”初审，初审法官力图使初审符合上诉审法官的意图，并企图使之为一个模子铸出的“产品”。而二审法院对发回重审案件也有用内部函的形式将其意见强加给一审法院的情形。对“错案”的简单认识和随意追究法官责任不但不符合诉讼规律，而且与现代司法理念和潮流格格不入。法官在断案时将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正如丹宁勋爵所述“所有法官都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不需担惊受怕。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承担赔偿损害的责任吗？’……只要法官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内，他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因此，一个法院内部审判管理的行政化和审级制度的行政化倾向将会无情地抹杀法官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职业化进程。

2、现时法官素质对推进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对于我国法官素质，无论官方评论还是学界主流观念都颇多微词，均认为我国法官素质普遍不高。于是认为在中国实现司法独立的主要障碍是法官不具备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素质。诚然，我国法官素质的确有待进一步提出。但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来评价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的结论是不客观的。前面已谈到，由于历史原因，法律及法律职业的断层和混乱达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司法理论和法律职业真正发展仅二十余年。法律和法律职业要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达到成熟是不可能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法官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已得到重视并实施，近二十年来，法官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我国现有法官194990名，其中基层法院法官达148192名。  早在1992年全国法院法官的学历水平就已超过2000年全国公务员的学历水平。  但离法官职业化的目标还很远。法律职业专门化和法官专业化的提出和推进，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即便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我国法官的素质尚未达到理想程度，我们亦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对我们的法官素质进行反思和评判。当前，在职法官主要由调干、复员转业军人和法律专业毕业生组成，并以调干、复员军人为骨干居多。特别在基层法院，法律科班出身的法官也是近十年逐渐充实到基层法院，尚未取代调干和复转军人法官成为骨干法官。调干、复转军人固然缺乏系统的理论功底，然而法律科班毕业生之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也难以令人乐观。  笔者亦了解周边法院部分法律专业毕业的法官，明显感觉他们（她们）在法学院所学仅是法律的“皮毛”，且无法与司法工作“对接”，与真正的司法工作差距较远，他们（她们）自己也旦言“在法学院所学根本无法运用于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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