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勇堵决口的悲壮一幕仍历历在目，鲧、大禹父子治水宜疏不宜堵的教训言犹在耳，所幸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采取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我们的严打方针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83年严打是群众性的拉网式的人海战术，在1991年1 月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出台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责任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确定了打防的互补关系和主次关系，在实行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中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策略原则。犯罪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不能期望彻底消灭犯罪，只能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因而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以防为主，政法机关就应以控为主，如果把严打比做是治水的话，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是堵决口，各部门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那么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就是查漏，严厉打击是治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治本，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是控制和预防。我们应建立起以人民调解制止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转化，基层公安机关掌握情报、快速出击、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的快速反应能力的控制机制为主，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的严打新的工作机制。但现在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回归社会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工作的开展。
目前基层公安机关经常参与的非警务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帮政府部门征收税费、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农田基建、道路拓宽等；二是在城镇，主要是配合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市容整顿以及配合工商、烟草、医药等部门执法，还有受命插手经济纠纷、采取强制手段替单位或私人催款追债等。110的设立初衷主要是提高公安公安机关打击现行违法犯罪活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为群众提供快捷、有效的“急、难、险”综合服务，但现在误打和滋扰的电话占到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在全国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电话中，属求助性质的非警务报警大约占六七成，而在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每年近200万件的报警电话中，只有10%属于警情报警。过多的话务量已使有些地方的110报警电话常常发生排队等候的现象。面对我国加入WTO后，各行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公安机关还面临着警力不足并且短期内无法改变以及非警务活动过多占用大量警力的双重压力，长期困扰警方的消极因素仍然依旧，体制不顺，警令不畅，经费不足，素质不高、管理不善，形象不佳，而与此同时，智能犯罪、黑客犯罪、高科技犯罪等却让警方疲于应付。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应减少非警务活动，依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按现代法治原则对公安工作的职责和权力重新界定，提高警察的职业化水平，增强基层警力，强化情报信息搜集，从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难点入手，排查犯罪线索，获取深层次情报信息，提高警察的第一反应能力，力求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备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赋予了人民调解极高的法律地位，但是人民调解虽然具有网络分布广泛、调解员来自基层一线，了解掌握情况等优势，但是不可否认，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存在一些问题，如基层调解组织不够健全、覆盖面不广，一些调解组织人员素质不高，没有完善的调解工作负责制，许多矛盾被基层上交组织等。更重要的是，人民调解虽说是依法调解，但原来的基层人民调解员来自于各行各业，大多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法律水平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只能说是只有一般的法律常识，谈不上有很高的法律素养，更不用说向法官看齐，只是由于人民调解员大多数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群众基于对调解员的熟悉和信任，更多的是以情调解，在工作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现在政府面向下岗职工招聘了一批社区服务人员，相应的调解人员结构也有所优化，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较亲密的邻里关系已被逐渐瓦解，而原来的人民调解员在居民中长期建立起来的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关系被招聘的人员与社区的没有关系所取代。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调解协议，要求调解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水平，否则可能出现虽然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调解协议，而不被法院认可，同时也损害司法行政和人民调解的形象与声誉。这就要求人民调解员具备很高的法律素养，虽然通过集中培训、学习能够使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通过短期的、非系统的学习，使未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民调解员能掌握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为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工作，有必要对现行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一定的改革，鉴于司法行政职能较弱、人员较多、素质较高的情况，可在参考仲裁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工作方式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改革，以一定区域为基础设立中心调解委员会或中心调解庭，调委会主任(首席调解员)由具备一定法律水平的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改革人民调解员的组成结构，仿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组成，聘请退休的政法部门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设立调解员名册，由当事人自己挑选调解员组成调解庭。取得法院的支持，对社区居民发生的民事矛盾纠纷，先由人民调解员组织调解，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行人民调解员协办公证，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经过公证依法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权力，债务人拒不自动履行协议的，只要债权人提出申请，直接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回归社会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放在司法行政，是与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但国际上法治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感化官，有一整套成熟规范的法律与制度，而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制度，更谈不上有法律。司法行政部门职能本身就比较弱，与各职能部门之间没有配合关系、制约机制，回归社会人员的安置工作，从司法行政的自身职能无法落到实处，这项工作只能请求别的职能部门协助落实，那些职能部门配合不配合还很难说，这将直接影响、打击回归社会人员重新做人的信心，致使前面的改造工作前功尽弃。做为回归社会人员，最迫切的是就业问题，基于回归社会人员情况的特殊性，理应将他们视为失业人员，享受国家的有关政策优惠。从这一点出发，回归社会人员的安置工作应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回归社会人员的帮教工作原来一直在公安部门，这项工作与遏制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现在公安部门又在大力推进警务进社区，拥有完整的资料、网络传输系统和严密的侦控手段，司法行政不具备这些手段，为做好帮教工作，还应由公安部门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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