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弊害，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垄断问题、产品质量、消费者利益保护以及劳动者保护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有效并根本上得以解决的，于是乎，国家便伸出其“有形之手”，借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干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绩效，如战后德国经济的复兴，30年代罗斯福新政等。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干预效应，国家便进一步强化其对经济之干预，“有形之手”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角落，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适得其反，各国社会经济并未因此而欣欣向荣，相反的是西方国家于60年代出现了经济的“滞胀”，而前苏联、中国的经济却依然处于“短缺经济”（科尔内语）状态，这些都引发了各国政府对国家干预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当干预”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导性思想和方略。
　　适当干预原则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域决定了适当干预原则应当成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尚未形成共识，但大都认为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由此不难认为适当干预原则正回应和反映了经济法各项规则的本质特征，其成为经济法之基本原则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并不意味着国家对经济生活之介入要回归到既往计划经济“大而全”的时代，也并不是强调国家干预至上性，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干预，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国家干预，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现代经济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当干预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凸显了现代化经济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
　　1.正当干预  正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干预权力拥有者权力之取得必须来源于法律之规定；譬如，税收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一项重要的经济手段，可以有效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公平。但税收作为国家干预权的重要内容，却不得任意行使，按照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收之行使必须依据法律规定，非经法律明文规定，国家不得开征新税种。因而，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时，必须做到干预有据；其二，正当干预要求国家的干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之程序。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度，“中国的反程序化倾向仍然十分有力。立法上意欲简化程序，实务中试图松驰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13]但现代化经济法十分关注程序的法治化建设，强调国家干预之程序化运作。因为只有通过严格的程序，才能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便于决策之执行。亦正因如此，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必须严格程序的构造及其实践运作。
　　2.谨慎干预  谨慎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了市场经济主体之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具体讲，这主要是指：
　　(1)国家干预不可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因而它十分强调经济主体之自主性。而国家干预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部力量，是基于市场失灵、社会公平等因素而介入市场的，但这种介入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并具有明显的人为因素的干预，其“有形之手”的运作必然会有一定程度上损伤“无形之手”的运作绩效。因而，国家干预尽管必要，但也应当小心从事，谨慎动作，切不可擅自扩大干预之界域并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之基础性手段。
　　(2)国家干预在面临自由裁量权之行使时应当合乎权力运作之内在要求。面对日趋复杂、亦易不居的现代经济社会，赋予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业已成为现实的客观需要和不争事实，“那种认为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被接受的”。[14]但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权力拥有者的为所欲为，“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便是对专制的认可”。[15]因而在本质上，“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16]为此，国家在进行干预时，经济法应当为国家干预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建构一种限制性的规则框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乎正当目的，与授权法精神及内容相一致，并严格遵循既定程序。
　　(3)谨慎干预要求国家干预不可压制经济主体之自主性与创造性。市场之所以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根本因由则在于其借助利益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切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值得指出的是，市场失灵固然存在，政府失效也屡见不鲜，切不可秉持一种干预万能的思想，将政府干预作为市场失灵的必然推论和结果，从而将国家干预回归到计划经济的父爱时代，进而高度压制和抹杀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
　　适当干预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在立法上强调适当干预，就是要在规则的制定上尽量衡平国家和市场二者的位阶，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功效，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而在执法、司法中体现适当干预原则，则是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准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保障权力行使的合规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合理竞争原则
　　竞争是人类文明社会赖以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市场机制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基本要件。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竞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消费者和全社会引致空前的财富和极大的福利。但是，竞争并不意味着一种纯粹的自由放任，正如经济学家穆勒所指出的那样：“就租金、利息、工资和价格而言，它们由竞争决定，由此要制定法律，假如竞争是它们的唯一调节者和订立概括性的法制，就要根据它们所受到的调节而设计科学性的条款。”[17]因而，以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为重点的经济法便应当将竞争的合理运行纳入自己的调控范围，藉以充分发挥竞争之积极功效，抑制甚而消灭其消极作用，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经济法所维护的竞争是建立在合理竞争原则基础之上的，其旨在实现竞争的有序、有效，这亦是合理竞争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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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竞争  竞争并非自由放任之同义语，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要实现竞争之秩序化。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没有秩序，人类便将进入一种混沌无序状态，每个人都无法对明天的生活作出一种确定性安排，人身财产安全也无从维系，即步入霍布斯所言的“丛林时代”。因而，“秩序作为一种与法律永恒伴随的基本价值”，[18]应当成为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的竞争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在经济法中欲促成竞争之有序化，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竞争规则，防范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假冒伪劣行为，低价倾销行为等，并抑制或阻却各种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活动的介入和渗透。譬如，市场竞争的实质应当是各种商品内在要素的比试，如价格的竞争、质量的竞争、服务的竞争等，但是，行政垄断却将权力因素切入至市场竞争中，并使竞争结果不是取决于商品内在要素的优劣，而是商品以外的其他因素。不言自明，这种垄断行为显然背逆了竞争之内在法则和要求，并严重侵损了竞争的有序化运作。
　　2.有效竞争  有效竞争是经济法的合理竞争原则以及建构其上的具体规则和运作结果及表现。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学理论的不断深化，竞争规则所希冀达致的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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