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法律的基本内容，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对法律体系的了解。它决定该解释理论的价值趋向。而它的作用是对这个理论定下一个基调。它的直接效果是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影响，法律的解释是一种整体的解释，这在法律解释学中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法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社会现实及其可预料的将来的一种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对一个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检验是看它的解释与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上面的理论可以讲是对某种社会中经济法律的一种解释，但对我国现阶段转型社会的现实及改革趋势的解释有一定的偏差。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上述的经济法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是一种“ＴＯ”关系，即是进入性的、外在的。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ＦＲＯＭ”，我们国家现在的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内生的、一体化的状况，我们的改革所要达到的是使二者关系是一种“ＦＯＲ”的状态，即是服务性、保障性的。我们的经济法理论应该反映这种状况。
　　
　　经济法是处于公法和私法交界处的一个部门，它是集中和综合的产物，它的统一性在于它的惟一目的是管理经济活动。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有具体特点的部门出现的，是符合正在形成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法律秩序，是与全部传统法律规则并存的一项新法律，是从其经济后果来看问题的法律。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经济法是处理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
　　
　　四 、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是社会“大工厂”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既造计划，又管理经济；既是社会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的执法者；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消费的安排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而不是其它，市场主体的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因为原有体制刚好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即使参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政府推动实现体制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经济的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模式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国有企业仍是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的。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的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肯定是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这其实都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是不能称其为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制定的法律常是得不到执行的。我国法院系统规定1999年为执行年，这说明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大量的执行难问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经济法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法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法理论放在国家干预的领域，而应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如何在经济稳定发展，在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下完成政府职能转换，同时又能使在政府完成职能转换的地方实现市场力量的填充。
　　
　　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法在实现一部分宪法的功能，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究其实质，应该在宪政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它是由一国的基本制度所规定的，而不是由部门法来规定的。我国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的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模式所决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基本制度面的确定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行这种制度的设想，但要设计出具体的权力排列方式、具体的规则形式并使之有效力，我想我们的理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要知道，这种改革是破天荒的，谁也没有做过。这就意味着，在基本制度面上，我们没有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的基本划分，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政府可以是全能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而由于政府原来是全能的，因此，政府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原来的路子。
　　
　　对于政府的这种状况，按完整的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权力进行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政府在社会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多的职能，而传统的全能性的职能又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合，政府的职能在理论上是不明确的，那么政府的职能在法律上，由于缺乏基本法的规定，其权力的解释就存在困难，政府主要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因此，经济法的体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
　　
　　五 、
　　
　　我国经济法理论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跨度大、难度也大。我们的改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是在几个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这一高度的，而作为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经济法当然也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同时，这也损害了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稳定性。在国外对经济法的不同认识也有这一方面的规则上的原因，但都不及我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法带来的变动性大。这不但是在规则内容上的改变，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着它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以及加入ＷＴＯ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ＷＴＯ的加入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注入大量的内容，ＷＴＯ是国际法律，是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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