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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与弱者保护理论

时间：2023-02-20 10:26:11 经济法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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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与弱者保护理论

　　消费者权益与弱者保护理论

消费者权益与弱者保护理论

　　王俊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每个人作为消费者越来越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作为消费方同时也是受益者在做着上帝梦的同时，却逐渐成为了消费市场的弱势群体。面对鱼龙混杂的消费环境，自身的权益一次次地受到侵害，在消费的大潮中变得伤痕累累的时候，我们呐喊维权，呼唤诚信。十年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现已实施十一年，事实证明，《消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消法》提出的“诚实信用”精神，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在现实的消费环境中却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让我们来看一下近几年来3.15活动的主题：1997年：“讲诚信、反欺诈”；1998年：“为了农村消费者”；1999年：“安全健康消费”；2000年：“明明白白消费”；2001年：“绿色消费”；2002年“科学消费”；2003年“营造放心消费环境”；2004年“诚信，维权”；2005年“健康。维权”。虽然纵向来看我们的消费环境、消费要求和消费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从横向来看我们的消费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我们要求美好的愿望旁边总是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如影随形——失却诚信，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这么些年来连基本的诚信问题都没有解决，消费者所处的环境还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在现有的消费环境中，由于本身专业知识和辨别能力的差异和局限性，所以常常造成这样一种怪现象：市场往往要求消费者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具备全面的关于消费品的知识，否则出了问题就是你消费者的责任，是你自身辨别能力的问题。在这里经营者硬性地把过错责任转嫁给了消费者，就象车子违规撞了行人，反倒怪行人没有生就一副钢筋铁骨。即使有的经营者承认自己有责任，那也是承诺起来信信然，解决起来期期然。因此在这里消费者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消费环境当中，是消费环境中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在这里所说的弱势群体不仅包括老弱妇幼，由于我们生活范围和方式的愈加复杂化，我们每一位消费者都可能处于劣势，至少在其中一个方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的产生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消费品，使社会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和规模消费的时代，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消费者所具备的消费知识相对变得日益贫乏，人们不可能对科技时代生产出的商品的结构、性能、品质等诸多方面有明确和深刻的了解，从而加深了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未知性和盲目性。（例如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苏丹红一号”事件，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不会也不可能把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都送到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当然更无从知道这美食当中竟然含有令人致命的毒物。）并且，作为促销手段的各种宣传媒介，也往往向消费者传递不真实的信息，使消费者对商品产生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并导致选购商品的失误，其结果自然是消费者受到损害。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简化商品交换程序、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观要求，使消费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曰附从合同的特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一传统合同理论，对于消费者来说，已不够真实。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条件是由生产经营者事先规定的，消费者即使对合同有异议，协商起来经营者也会设置诸多的路障，让你知蜀道之难望而却步，由此消费者只能处于单纯地表示接受合同内容的被动地位，而无讨价还价、参与合同内容形成的自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而垄断的出现和发展，又使生产对消费的支配作用更加突出，完全形成了消费者听命于生产者的“生产者主权”局面。生产者生产什么，消费者就被迫接受什么；生产者在交易中设立了种种苛刻条件，消费者也无力抗拒，其结果必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竞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最后，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与经营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流通环节的增加和销售形式的多样化，常常使消费者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和追究侵害消费者权利的具体责任者。同时，一般民事诉讼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消耗，也使受害的消费者只有默认亏损，而无法采用诉讼的救济手段。

　　基于以上原因，消费环境中的弱者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1、身份的多重性。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个人可同时拥有多重弱者身份，如个人可同时作为消费者、妇女、老人存在。

　　2、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源于法律的保护性规定。

　　3、身份的移动性。弱者身份因法律规定要件的满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丧失，具有阶段性，往往不为某一特定人所终身享有。

　　4、身份的例外性。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的例外，其适用有着严格的法定条件。

　　5、身份的独立性。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独立，弱者身份的获得使特定的个人享有法律规定的特权维护自身权益。

　　6、身份的社会性。弱者身份的界定是为了使法律倾斜对弱者的保护，体现社会实质公平。

　　那么在现实的消费环境中如何切实地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完全实现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值取向应逐渐由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演进。

　　1、由于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在消费市场中的不同角色导致了其社会基础的不平等。传统的适者生存原则对弱者利益缺乏保护。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从追求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如从刑罚报应论到刑罚人文主义，都体现了对弱者利益的保护。弱者的利益是否得到很好的保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弱者利益可以看成是整体利益，可能关联着普遍性的个体利益，因为现代社会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每个个体都随时有成为弱者的可能，或者不同程度地与这些弱者发生利益关系。弱者利益保障机制意味着对每个个体明天的保障。显然弱者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内容。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弱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消法》应及时准确地界定消费领域特别是新兴消费领域消费者的各项权益，同时规定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义务。

　　2、弱者的出现根源于现代物质生活条件，包含着因社会生活团体化，经济实力雄厚的垄断组织大量涌现；因科技迅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深化；因国家力量日益增强而制衡相对失调所导致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的对抗力量相对下降等诸多原因。弱者的劣势可表现为（一）经济劣势，如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二）专业技术劣势，如消费者与产品制造商对产品技术性能的了解，储户与银行对假币的辨认技术；（三）信息劣势，如普通股民与证券交易专业人员，小股东与担任公司董事的大股东；（四）权力配置、行使劣势，如公民与政府职能部门；（五）组织关系劣势，如受雇佣者与用人单位；（六）智力、体能劣势，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老年人与年轻人，女性与男性；（七）地区劣势，如经济不发达地区公民与经济发达地区公民，不享受优惠的地区的公民与享受优惠的地区的公民。这诸种劣势都需在法律中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平衡，加大生产经营者的义务承担，降低消费者在消费中的相关责任。

　　3、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第十三条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中规定：“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该条款与其说是消费者的权利不如说是消费者的义务，且该项权利的制定片面地转嫁了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中的风险。如前所说，消费者所掌握的有关消费品的知识总是有限度的，消费者不是万事通，市场也没有理由苛求消费者充当万事通，相反的，每一个生产者经营者应当充当自己行业及领域的万事通，以便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4、加大对在生产销售领域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我们的监管机关要做到狠得下心、下得去手，要起到使违规生产经营者伤筋动骨既治标又治本的成效。以免出现隔靴搔痒的尴尬局面。现在消费市场中失却诚信的严峻局面也正是基于对生产经营中的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所致。惩罚幅度相较于违规生产经营的暴利来讲微乎其微，因此生产经营者宁可铤而走险选择暴利。

　　二、需拓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涵盖的保护范围，也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待与时俱进。

　　随着世界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知识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生活不断深化，除原有的强弱者优劣势继续存在并在表现形式、对比力度等方面发生变化外，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类型的弱者。现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涵盖范围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其所涵盖的范围过于狭窄，而现实生活中所涉及的有关消费权益的纠纷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消费者遇到此类问题时生产、经营者往往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局限性来规避法律责任，使消费者陷于维权无路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

　　现时的消费环境下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领域涉及到了生产的各个环节，已不再仅仅是《消法》所涵盖的狭小范围。现在的消费领域已广泛地涉及到医疗（包括医疗美容）、网络、通讯、传媒及其他精神消费，因此《消法》也应在此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以切实维护这诸多新兴消费领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简化消费者维权程序，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因此在现有的消费环境下人人都可能是弱者。同时由于消费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在消费环境中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其特征又有更加复杂的表现：处于劣势的一方不拥有足够与处于优势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也可以说在相抗衡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相对于处于优势的一方是收益递减、成本递增的，并最终导致零收益甚至负收益；处于劣势的一方与处于优势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换的，也可以说这种互换在现实中不具备条件或将导致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完全改变。而在现在的法律环境下，我们的消费者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在遇到侵权事件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维权成本的问题。由此消费者便进入了一个维权与否的两难境地。

　　目前消费者通法律手段参与维权的主要措施有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诉讼五种渠道途径。这五种解决渠道在参与消费者维权的过程中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的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中想的最多的还是维权的成本问题。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决大部分都不是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的同时还要继续工作、继续生活，他们在维权的同时也还要继续工作、继续生活。而维权的艰辛路又毕竟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样消费者便陷入了一个维权难、不维权更难的怪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法定的维权程序进行简化，从而找出一条更为方便的维权之路，使其既有消协调解的便利，又有民事诉讼的法律效力，以从根本上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进而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四、适当延长或取消民事诉讼特别是消费领域的诉讼时效限制。

　　1、由于现在消费环境的复杂化，消费者对消费侵权的甄别能力相对下降，尤其在医疗、美容等表现为隐形消费侵权的领域其侵权结果的呈现周期较长。如今年3.15晚会暴光化妆品含汞量超标的案例，等到消费者受到汞中毒的侵害呈现的时间需要2年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而到这个时候消费者采取维权措施却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从而告状无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www.fwsir.com)进而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2、普通消费者尤其是农民由于在维权的过程中调查取证渠道的局限性，要收集到足以证明自己被侵权的证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诉讼时效的限制就无疑是在消费者身边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等时效一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便也一同付之东流了。

　　3、根据我国现在法制建设的状况及全社会整体法律氛围的形成情况，我们的消费者在遇到侵权行为进行法律选择与否的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犹豫性。有鉴于此，可考虑适当延长诉讼的时效，甚至可采取侵权责任终身追究制，以——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采用延长诉讼时效的办法来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样一来可能会增加相关法律机关办案的难度和成本，但这和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及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向普及化、规范化迈进的长远利益相比其消极因素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说新世纪的到来是人类更为进步的时代，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基于社会实质公平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也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对于立法者而言，要洞察现实生活中强弱对比的变化，及时界定弱者群体的范围，形成有效的保护措施，付诸立法实践；对于执法者，要全面地执行法律，使弱者保护的法律规定得以实现；对于司法者，要正确把握弱者的含义，未有规定的法律漏洞，应运用公平原则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尽量维护弱者的利益。

　　随着我国科学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消费领域的不断拓宽，这就更需要我们在消费立法方面把握弱者保护原则，紧跟时代步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二，国企负责人在境外成立企业的分支机构，通过正常的投资途径把资金转移到境外，然后在境外把公司的钱“化公为私”；其三，企业负责人在企业的正常国际贸易中，高价进口、低价出口，把差额留在境外的个人账户上；其四，随身把赃款带走，尽管海关对随身携带的资金数量有限制，但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问题，何况我们从深圳到香港还有直通车，而这类车上往往是不做检查的。

　　5 缺席审判很难治本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审议通过后，各界人士均对其打击腐败的预期成效一致看好；更有专家提出，为配合此公约的条款能更好地为我所用，应尽快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比如在适当时候建立我们的缺席审判制度，以便公约的条款可直接适用。

　　针对这些观点，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昌先生分析，所谓缺席审判，指的是即使在犯罪嫌疑人本人不到庭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可以照样按照程序，依法起诉、审判，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法判决其是否有罪。尽快建立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从某种程度讲，的确会更有效地对外逃贪官进行打击有所帮助；因为在对潜逃贪官的逃往国进行引渡申请或谈判时，一些国家往往会根据其是否已被该逃出国依法定罪而不是因为所谓的“政治原因”受迫害而作决定；而一旦具备了罪犯身份，根据公约，一般情况下签约国就有义务支持引渡申请。

　　但马老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建立了缺席审判制度，而在于缺席审判对贪官真的定罪后，是否就能成功引渡。因为按现行中国法律来看，凡是逃出去的这些贪官，无论从其贪污受贿的数额之巨大，还是从其潜逃的恶劣性质看，恐怕其中许多人都逃脱不开死刑的下场；而按现在的国际惯例来看，死刑犯一般都不会被引渡。这样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这就是依法判死刑引渡不回来，缺席判决等于“一纸空文”；而为了成功引渡，就只能放弃死刑；这一方面和现行法律不符，另一方面也无法向人民交待。因此这个“悖论”冲突恐怕即使是公约也无法超越。而这个矛盾不解决，很多大贪官还会照样逍遥法外，引渡回来的只能是那些无期徒刑以下的“小贪官”。

　　6 经济犯罪能否取消死刑

　　是否由此一来，贪官外逃的引渡就根本无法解决了呢？针对记者的疑问，马老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有从“根本”上解决“两难”问题的“钥匙”，这就是取消对经济犯罪的死刑判决。

　　马老介绍说，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对经济犯罪一般都没有死刑判决。因为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观点，你贪污的是“钱”，而用来所抵的却是“命”，而没有哪条命是能用多少钱相抵是合适的，即使是贪污成百上千万元。而且我国的法律，在盗窃罪条款上，除了盗窃国家文物和银行，数额巨大、性质恶劣的才执行死刑外，一般的盗窃罪也都不进行死刑判决；为什么贪污罪就要执行死刑判决呢？

　　针对记者提出的老百姓对贪官恨之入骨，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的观点，马老指出，你不妨让读者自己做一个“选择”：判决因经济犯罪而外逃的贪官死刑，而受死刑犯一般不引渡国际惯例的限制，事实上这些被“纸”上定了死罪的人，还会照样在海外的潜逃地逍遥法外地潇洒活着；而取消了死刑，表面上看是定罪量刑比原来轻了，但由此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他们引渡回来（因为无期徒刑等判决是不受国际惯例引渡保护的），让他们回来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你问问老百姓到底要哪个？

　　7 重创贪官应“关口前移”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忠海也提出，对于赃款外流问题，国内的管理更重要，即赃款出去前就截住它，这就叫“关口前移”；时时盯住，以免养虎为患。

　　针对赃款外逃的四种形式，周先生就曾指出，这里面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出境管理不完善，申请护照很容易，而且我国部级以上官员持有的还是外交护照，享有外交豁免权，不需检查，而我们的许多老总都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政府官员，许多企业本身就是部级企业，这些人出去当然就很容易了；第二就是执行不力。比如虽然已经建立了“大额资金交易报告制度”，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涉及资金转移的人和资金流向进行了彻底追查。

　　要想把外逃之心扼死在摇篮，专家指出，良药还是已经呼吁了好久的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这是在各国都行之有效的反腐“利剑”。中纪委特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先把住国内这道关口，即靠强化内部机制来遏制腐败。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绝不是官员把工资条交上即可。事实上应建立“黑名单”制，一旦发现某人有腐败嫌疑，就一查到底，并通知有关方面，先将其控制住，限制其出国。否则，仅靠加入一些国际公约，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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