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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垄断法多元化的价值目标
论反垄断法多元化的价值目标美国着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①法律基于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法律价值自然是法的精髓所在，寓于法律之中。因此，在变动不定的法律条文背后，总是沉淀一系列法律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指导着法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因此法的价值取向是任何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要不要制定反垄断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反垄断法，学术界以及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很多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足够的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过程，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之市场经济不发达，垄断还未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未对我国经济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并不急于反垄断，也不急于制定反垄断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垄断在我国尚未成为普遍现象，但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快，垄断也必将逐步蔓延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反垄断及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就是对立法的目的、意义等理解不同。因此，科学地理解反垄断法的价值，不仅对我们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反垄断法固有的价值目标
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看，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反垄断法规定的立法目的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采取多元化的折衷调和的立法目的观，将多种立法目的融合。当然，在这些立法目的中有些是反垄断法固有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目标。
1.1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目标
1.1.1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使效益开始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导入法律。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表现和必需。在每个社会形态，在每个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反映其所处的特定的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有限的资源（尤其在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效益的社会，即以最少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收益，乃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紧要任务。
①E?博登海默着：《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简而言之，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不浪费，或尽可能好地应用可用资源。”①这里的“资源”也不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而包括了政治资源、法律资源、文化资源等一切可以被人们利用的东西②。
在经济学领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在其着作《政治经济学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指南》中指出，如果不存在另一种生产上的可行配置能够使该经济中所有个人都感觉同原初的配置相比至少同样好，或者更好些，那么，这一种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即“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这是经济学界迄今所能给出的明确界定的有关经济效率的概念③。
在法理学或法学的语境下，除了关注经济学领域的效率，还侧重法律运行本身的效率，即立法、司法、执法等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法律效率价值，就是指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活动，归根到底，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社会财富，还能保障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不可能使至少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好（按他自己的估价），同时又不使另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坏（同样按他自己的估价）④”的最适宜状态，从而充分广泛地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
1.1.2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追求目标
反垄断法虽然是以竞争为保护对象，但保护竞争机制的目标不是为维护和促进竞争而维护和促进竞争，而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追求效率本来就是经济法的特点之一，作为经济法子系统的反垄断法，将效率价值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是由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
作为反垄断法核心价值的社会整体效益，是指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乎社会需求的有益效果。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法律价值是着重于维护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⑤。笔者认为，以社会整体效益为价值取向是反垄断法自身的要求，“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⑥”，“竞争政策法既然是规制和防止通过市民法所形成的垄断，因此，它也就是国家对超越市民法界限所施加的经济干预的法律，这不外是我所理解的经济法”⑦。因此，作为经济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从一开始就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整体效益而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
社会整体效益成为反垄断法的根本价值目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产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后，是因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才应运而生的。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时期，垄断组织超强的经济实力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使社会矛盾激化，破坏了美国公平自由的经济观念，威胁到美国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垄断组织插手政
①顾海良等主编译：《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②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③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版，第241页
④[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着，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⑤漆多俊着：《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与原刻》[J]，《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⑥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⑦[日]金泽良雄着，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治，通过赞助或行贿等手段，扶植和拉拢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威胁到民主政府的稳定。反托拉斯法不仅成了美国多数人民的呼声，而且政府为了维持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为了稳固民主政府的基础，稳定社会，也加入到反托拉斯的行列中。
1.2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实质公平
公平价值始终是法律的追求目标之一。公平价值是民法的活的灵魂，竞争主体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竞争，竞争主体和消费者之间如何进行交易，按民法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这些主体之间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即使这些主体间出现了显失公平的情况，也只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①。与民法相比，经济法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结果公平和实质公平，谋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自然应当体现这种价值追求。企业间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合并形成垄断地位，从传统民商法来看，交易本身是公平合理的，特定主体间的利益是平衡的；但从反垄断法来看，这种垄断如果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损害了其他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应当受到规制。反垄断法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从而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根本上讲，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实质公平。
反垄断法中的公平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实现的。效率的增进最终会给全体社会个体带来利益的增进，因而效率是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②。在经济法中，公平这个价值实际上是内在化于效率价值之中的。判断公平与否的最大、最客观的标准不再是伦理、道德的抽象而是效率是否提高这一事实。反垄断法对社会整体效益的保护恰好体现了公平价值的内容要求。实现了效率价值，公平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因为没有效率的正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正如法谚所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③。
第二章反垄断法特有的价值目标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反垄断法保护目的大辩论，参加辩论的主角被分为一元论学派和多元论学派。芝加哥学派是一元论的代表。“芝派”认为竞争法的惟一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除此以外不存在诸如公平之类的社会政治目的；多元论学派认为竞争法以多种价值为基础，这些价值既不能简单地量化，又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目标，这些价值反映了希望、文化、历史、制度和直觉本身，在竞争执法中对此不能或者不应忽视④。
2.1维护市场竞争机制
有学者认为，由于竞争是当今各国反垄断法所共同宣示的保护对象，是反垄断法各基本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反垄断法判断规范对象的永恒尺度，因此竞争构成反垄断特有的法价值⑤。现代经济的发展业已证明，开放的市场以及由此而得以存在的强有力的竞争创造了财富，无论国家的、地区的乃至全球的经济都是如此。几乎无人能够否认，全球的经济福利从通过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减少贸易壁垒中受益巨大。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BrownShoev.US,370U.S.294.320（1962）一案的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Warren）率先提出来的着名论断，后来被许多国家的竞争法理论所接受而广为流传。其基本含义是，反垄断法维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论经济法价值中的公平与和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林号兵
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包括对经济法的必然性（即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消亡）、实然性（即经济法的本质）及应然性（即经济法的价值）的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学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法律价值研究的滞后，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步入注释法学的误区，动辄为某一部门法是否归属于经济法而大动干戈，而对经济法的目的、功能、价值追求等应然性表现的十分冷漠和浅薄。这种对经济法价值认识的模糊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或波及经济法自身体系的构筑。
那么，经济法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见仁见智。效率说认为经济法应以社会本位为其原则，将个体的个别行为放在整个经济运行和效率中考察和评价，从保证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利益和效益需要去分配权利义务，构筑行为模式，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就是实现对社会经济运行总体利益和效益的保护[1]。公平说认为经济法应以社会公平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应涵盖的内容包括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以及根据不同主体具体情况对权利义务作体现差别的分配[2]。毫无疑问，每一理智的交易主体在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中，都不可能不考虑效率。但是，交易主体进行交易以及国家机关干预经济的价值取向并不能等同于规范这些行为的法律的价值取向。在法律领域，普通的效率取向应视为法律规制的原因，而不能视为法律规制的目的。对经济合理性的追求必须考虑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信仰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度，而不能单纯以经济的合理性即效率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包括诸多方面，但并不是每一种公平都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如分配公平。更何况在经济法的诸多价值中，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经济法的价值是有不同侧重的。认为社会公平是经济法的唯一价值追求不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应分为主导价值和终极价值两个层次，从整个社会发展情况看，经济和谐是主体对经济法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也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而经济公平是主导价值目标，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前提。
一、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经济公平
（一）作为经济法价值的经济公平的含义
公平是一个含义颇多、使用含混的哲学范畴，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不同的领悟和阐释。作为经济法价值的公平不同于一般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它应该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它的核心内容应包括：第一，产权是否充分明晰界定，每个人的财产占有关系是否平等；第二，资源配置机制是否有效，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信息机制和决策机制是否均衡、公正、有效；第三，由伦理、道德、文化模式形成的习惯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
作为经济法价值的公平应从两个层面上理解和把握。首先，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从这一点讲，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结果。因为公平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形成有效的预期，增加或减少各种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规模效益。其次，从更深的层次讲，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即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那么，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地配置。
（二）、经济公平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
经济法价值的内容是由价值主体的主观需要与客体的功能属性相互作用而决定的。对经济法价值内容的理论抽象应当从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找。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3]。国家之所以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在于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市场的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比如垄断的出现使公平的竞争机制遭到破坏，不仅使个别厂商从消费者那里攫取更多利润，而且使实力过于悬殊的厂商之间无法平等竞争，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又比如说，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独占性，使得以追求利润极大化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不愿去生产，从而导致公共物品的极度缺乏，公共物品的缺乏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惨遭破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要出面干预经济。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国家的不当干预，经济法便产生了，很显然，经济法就是以追求经济公平为主导价值而出现的。
（三）、经济公平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公平理念集中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市场规制法中，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了调动市场主体行为的自由性，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形成了包括财产法、合同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1914年的《克莱顿法》以实质性条款第2、3、7、8条分别规定了四种非法的旨在减少竞争的限制性商业行为、价格歧视、独家交易、合并和连锁董事会。1975年的《平等信贷机会法》禁止以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宗教、国籍、年龄原因为借口否决消费者的信贷申请。德国早在1909年就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34年针对市场竞争中减价、折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又制订颁布了《减价法》。1967年德国针对卡特尔体制回避竞争、谋求垄断的状况，制订了《卡特尔法》，其主要目标是阻止和消除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4]。1993年9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我国的反暴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得税法等，也自始至终贯穿着公平的理念。
二、经济法的终极价值—经济和谐
（一）、作为经济法价值的经济和谐的含义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
和谐指在多样联系的系统中形成的整体协调。和谐不仅指整齐一律与平衡对称，更重要的还在于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整体上给人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所以，和谐不同于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种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秩序意味着稳定与均衡，而和谐意味着在自身规律支配下不断趋向的理想状态。和谐可导致秩序，但秩序未必和谐。在封建社会残酷的高压政策下，社会秩序极其稳定，但经济关系、人际关系却极不和谐。
和谐一词用于描述市场运行起源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最初产生于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一些崇尚自然法的思想家和经济学者们，大力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受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秩序才是符合人类幸福的和谐秩序，而违反自然秩序的强制，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谐，并于人类有害。同样，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内部也存在着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只有放任个人追求其利益，听任其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投放、自由转移，国家不加以任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就会达到协调、均衡。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和谐论将市场主体行为的理性绝对化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后来，以奥地利经济学家F?A?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经济自由并不就是绝对放任，而是尽可能利用竞争力量协调人类经济行为，他主张自由竞争与国家有限的干预相结合，以达到和谐[5]。可见，哈耶克也承认了经济和谐是两只手共同作用下的理想状态。因此，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和谐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率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没有和谐的效率，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效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必须以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作为终极价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最终谋求社会效率最大化。(www.fwsir.com)相反，如果舍弃市场经济规律，一味追求效率，人为破坏市场规则，其结果只能是降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社会对个体效率的盲目倡导所导致的竞争的无序、收入分配的不公、公共产品的匮乏、基础产业的薄弱、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的失调等经济不和谐的必然产物。因此，经济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只能是经济和谐。
（二）、经济和谐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和谐的价值目标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参照系，国家如何干预经济以及干预经济力度的强弱，都要以市场是否趋向和谐为标准。和谐的理念贯穿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是制订、执行、解释经济法的主要精神。美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杠杆来实现的，这种调节方式通过改变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信号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市场和谐运行。80年代美国相继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苏法》、《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负责法令》、《1986年税制改革法》等，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投资方向，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正。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是联邦德国市场经济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都是为保证经济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1967年联邦德国通过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是：通过各种经济财政措施，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保持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和外贸平衡[6]。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体系也是本着经济和谐的理念正在建立和完善，其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宏观调控法等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和谐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经济法从其产生时起即昭示着传统法律价值观在经济法调整的领域内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亦即传统法律所崇尚的权利、效率、自由等价值逐渐集中到民商法领域。而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管理经济之法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维护整体经济运行的和谐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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