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萨缪尔森（P.Samuelson）指出，“现代的人看来已经不再相信：‘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政府在宪法上的权力被广泛地加以解释，被用来‘维护公共的利益’和‘督察’整个的经济制度”。哪里有市场失灵，哪里就有政府的潜在作用。当存在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s）时，政府可能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并提高经济效率。亚当·斯密（AdamSmith）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这一比喻来描述自利行为如何给社会带来利益：“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是，市场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方式和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只能在其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内发挥作用，一旦超越了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市场就会失去效用。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市场无法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从而产生“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1）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2）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3）市场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问题；（4）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5）市场无法解决垄断问题；（6）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7）市场对有益和有害物品的调节无视社会道德；（8）市场中存在着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问题。
　　
　　市场失灵是其自身无法纠正和弥补的，于是就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可见，政府的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自我扬弃的过程。管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或市场失灵感应的特殊回应。管制的历史向我们揭示，结构性的经济变化经常相伴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新形式。政府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可能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尽管对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监管要支付成本，管制者仍然必须执行政策和强制实施法规。因而，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之法。然而，政府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政府失灵”同样不可避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2）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能力有限；（3）政府干预市场的成本扩张；（4）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鉴于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外寻找“第三只手”——社会，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缓冲力量。当然，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缓冲力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因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失灵之法。除此而外，经济法还是经济稳定增长之法，这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领域，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显着特征，此处就不再赘述。
　　
　　目前，国内外的社会学研究者们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第三部门”这一前沿课题，这不仅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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