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法律论文 >> 经济法论文 >> 正文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时间:2006-11-24栏目:经济法论文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关于近代社会心理和观念变迁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论着、论文可谓推陈出新,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在最近几年先后召开。①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观叙述见长、或以精英阶层为认识重点、或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研究中心;相对而言,对于内地尤其是山区普通社会大众观念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在近代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渐、东西方市场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远离沿海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的广大内地,尤其是山区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于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本文为2007年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市场变迁与地域经济转型研究——以清末民初赣闽粤边区为例(项目批准号LS0702)的中期研究成果。
  
  ①分别参见: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教育评论》1997年第1期;刘增合:《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杨志昂:《晚清民法观念的变迁与清末民律的修订》,《南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赵可:《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李长莉:《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变迁》,《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郭德宏、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应来看,是“心存抵触”,还是“主动接受”?是“退缩”回农村、农业,还是多种兼业乃至积极进军工商产业?本文通过对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清末民国时期其农民①就业、消费、生产经营观念和市场风险意识等经济观念的梳理与分析,对此作一简要探讨,以求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近代以前,在传统统治者“重本轻末”、“重农抑商”这一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寻乌县“民力稼穑,女勤纺绩”[1],老百姓谋生和就业方式基本上以农耕为主,难以跳出传统“以农为本”就业观的圈子,与市场也只是保留着有限的交换关系。近代以降,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进军商业、圩镇和挤入商道谋生的寻乌人日渐增多。清末民初时期,进军墟镇从事工商业的寻乌人比比皆是。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中,就记载了这一时期多个进入寻城和墟镇新开店经商的例子。例如,家住南门城外钟周瑞的盐店(店开在东门城内),“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车头人邝明奎的新发昌盐店,“开了十多年”;家住东门外的何子贞,“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荣春祥,“小时候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在寻城开了家水货店,“资本七八百元”;19世纪中后期开始,范渊甫及其兄弟子孙等,先后开办经营了顺昌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7家商店;陈登祺(留车人),原来“穷得没有饭吃”,1925年来寻乌城“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何祥盛,先是“摆摊子”,后“做水货生意发了财”;王菊圆(澄江人),“在澄江圩开了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生意”;陈万保(廷岭人),“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2](p58——59、67、75、86、102、114、115)
  
  民国年间,寻乌“全县豪绅的领袖”潘明征(吉潭小杭村人),是进军商业和圩镇的杰出代表。他约生于清咸丰年间,其父亲手上只有80石谷田,至潘明征当家时,勤苦精干,家境逐渐富裕;在“力农致富”的同时,他先后在吉潭圩开有药店、杂货店,还兴办经营了一所长达近20年(1912——1930年)的“知耻小学”,1928年又在县城开办当铺。到20世纪20年代末,潘明征家产“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国共内战后,他复在县城开药店,1936年开办运输公司——“新兴公司”,从汕头买回“福特”牌汽车1辆,经营汽车运输业务,其后,公司汽车发展到六七辆。抗战时期,他的公司主要经营赣东南和粤东北各县之间的米粮贸易。1939年,新兴公司请进技工王城立开办汽车维修厂,师徒3——4人,维修公司内外的汽车。以上各业获利丰厚。②[2](p113)[3](p12、128)
  
  富裕阶层进军工商业的比例,据《寻乌调查》所载明的地主兼业状况统计,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3家,占37.5%;113个中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20家,占18%;占寻乌地主总数48%的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都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在城的17家地主中,经营工商业和曾经经营工商业者9家,占53%。[2](p113——124、101——103)这个数据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转化过程中,寻乌富裕阶层进军墟镇、进军工商业的趋势和力度,也折射出了寻乌富裕阶层就业观的实际状况。
  
  出于生存压力和发家致富的激励,众多缺乏资本和机缘开店的寻乌人,则利用自己天生的力气和地处边境的地缘优势,“农隙负贩米盐”[4],成为来来往往的小贩和“挑脚”。刘步权(1918年生),原籍寻乌篁乡,他的祖父迁到寻乌城租田种,兼开伙店;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19岁小学毕业后帮助家里经营伙店,并开始跟人合伙做生意,从唐江、信丰等地贩牛、猪到寻乌卖;40年代出生的古伟富(篁乡人),他家10姊妹,全靠他父亲挑米下龙川,挑盐回来,出卖后养活全家;1920年出生的陈亚魁(原籍平远县),22岁逃“抓壮丁”到寻乌后做了挑脚,“挑了十多年”,并在寻乌成家立业。③晨光镇上黄村的严水莲(1905年生),秋收以后农闲的几个月内,天天挑米下广东的罗浮、下兴宁,然后挑盐回来,挑担最远到过信丰;同村的严纯标(1929年生),17岁开始挑担讨生活,挑纸、红薯、米等下广东,挑盐、糖、洋油、花生油上来;井背自然村的汪广尧(1915年生),20岁开始挑担,做“盐上米下”的小生意;同村的汪
  
  ①近代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就业和居住均难以脱离农村,即使是城市居民,其与农村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具体到寻乌,则更是如此;因此,本文所指的寻乌农民,包括在寻乌居住和就业的所有人。
  
  ②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良宾(1918年生),开始是挑担,二十七八岁开始学杀猪,以后一直以杀猪业为生。①寻乌城的水货店主张均益,在开店前是奔走于寻乌与梅县之间的专业挑夫;寻乌城靠“精苦勤干”摆水货摊子发起财来的有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等许多人,“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2](p77)
  
  笔者在寻乌访问的所有老人中(地主出身和读书人除外),几乎都挑过担,小部分是专业的挑夫(帮人家挑),大部分是自己从事小额米盐贸易或油盐贸易等。随着工商产业的变迁,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如制伞业、纺织业)逐渐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被甩出了原来谋生的行业,这些人大部分也挤入商道,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在寻乌通往广东的商道上,终日是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例如,筠门岭、罗塘、下坝一路,仅石城、瑞金往梅县的米,“每天有约三百担过”,即至少每天有300个挑夫;因而罗塘与下坝之间,挑夫“如同蚂蚁牵线,络绎于途”;由筠门岭经过澄江圩下广东的油,“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

[1] [2]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