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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改革的失败与启示

时间:2006-11-24栏目:经济法论文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改革的失败与启示
  
  2006年11月26日,94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一时间,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见诸报端。一代自由市场经济宗师的辞世,引起学者们对其学问、思想的梳理和对其人格的怀念,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怀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动着另外一种潮流,这就是歌颂和吹捧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有些人借缅怀弗里德曼的名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其作用夸张到了不应该有的程度。其实,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发展中国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作为正处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吸取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坚决摒弃新自由主义的侵袭,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和民族独立的价值观念,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滞胀”局面的出现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政策上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东山再起。参加这场新自由主义大合唱的,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学派。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认为国家的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滞胀”的发生就是推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思潮中,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是最主要的代表。对新自由主义作过系统研究的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评价弗里德曼时指出,弗里德曼不仅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着作中。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该书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十分完整。主要阐明了两个思想: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第二,国家集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应受到限制,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加以执行。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选择》。该书是对第一本书中的基本原理的发展和补充,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与社会政治安定的联系。该书重点揭示了凯恩斯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种种弊端,要求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的经济调节、社会福利、经济管制和保护措施,强调自由竞争的国内外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涉足的领域很多,除了我们熟知的货币理论之外,关于永久性收人理论、价格理论、时滞性理论以及汇率理论等方面都有建树,当然,新自由主义是其贯穿始终的经济思想。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改革方案
  
  1973年,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些其他人员(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弟子”)被邀请到智利,共同制定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以此为开端,新自由主义的触角逐步在拉美地区蔓延开来,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将拉美地区确定为自己“施展才华”的主要阵地。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们认为,拉美地区之所以在80年代陷入危机,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实行内向发展模式,保护主义色彩严重,对外资缺少鼓励,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私营部门过于弱小等。为此,他们为拉美设计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方案。
  
  (一)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实施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是贸易领域的自由化。尽管拉美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起始时间不同,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选择以贸易领域作为自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过降低关税、简化税则、消除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逐步开放国内市场。自1985——1990年的5年内,拉美地区的平均关税从40%降低到15%,最高关税从83.7%降低到41%。拉美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不仅幅度大,而且速度快。许多国家需要几十年才能达到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拉美国家居然在2——3年内就迅速完成了。智利由过去的高保护转向10%左右的平均关税,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而墨西哥原定5年完成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方案也只用了18个月便宣告完成。如此迅速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导致国内企业在外来商品的激烈竞争面前无力适应,在生产和经营上陷入困境,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宣告破产。
  
  (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同贸易领域的改革一样,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金融领域改革的宗旨仍然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市场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预。其内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减少存款准备金和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通过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外国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在拉美资本市场中的自由度和流动性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从而增强了拉美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90年代拉美最大的500家企业中,跨国公司所占的企业由初期的149家增加到后期的230家,其销售额所占的比重也由27%增加到43%。
  
  外资进入拉美的目的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其投资形式以并购现存资产为主,新增就业和生产能力并不多,在改善当地的就业和收入方面也难有作为。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吸收外资最多的三个国家,但其实际平均工资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阿根廷2002年的实际平均工资与1992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
  
  盲目引进外资的结果是进口急剧扩张和经常账户的赤字剧增。出于弥补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需要,拉美多数国家的外债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9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的外债总额都翻了一番。1991年底,拉美的外债余额为4610亿美元,2000年年底,增加到了7405亿美元。巨大的债务不仅成为拉美经济发展
  
  本文原文的沉重负担,而且使拉美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受制于外部因素。
  
  除了引进外资的数量激增之外,90年代拉美利用外资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外资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利用外资的风险意识淡薄,拉美政府在外资的引进上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引进的外资中不仅有用于投资的长期外资,而且有大量用于投机的短期资本,从而增加了外资在拉美市场上的流动性和风险性。一旦外资流入形势逆转,就会给拉美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中先后出现的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
  
  (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有企业改革的宗旨是私有化。国家通过直接出售、股市出售、企业内部出售、合资、清理出售和租赁等六种形式进行私有化改革,这种改革从80年代末在拉美国家蓬勃兴起,90年代初达到顶峰。与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样,拉美的私有化改革同样表现出改革过程短、涉及领域广、改革幅度大的特点。以阿根廷为例,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1990——1995年期间,阿根廷共对123家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私有化领域不仅包括了整个国有企业系统,还包括了一大部分社会服务部门,如电信、民航、石油、化工、铁路、公路、天然气、电力、军工等等行业。私有化使阿根廷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阿政府的一部分领导人却从削价出售的国有资产中中饱私囊,捞取回扣。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政府从相关领域退出后,传统的各种支持政策也被取消,原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部门呈现出了真空状态。
  
  除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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