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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恩斯主义成败谈经济学理论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时间:2006-11-24栏目:经济法论文

  从凯恩斯主义成败谈经济学理论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作者简介:仲子午,民盟扬州市委专职主委,研究领域为政府资源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化和新能源。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所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明显从效率向公平的一边漂移:一是美国国内,越战泥坑越陷越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工会力量不断壮大,失业率不断上升;二是在美苏对抗中,美国开始力不从心,战略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尼克松主义;三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美国后院起火;四是日本用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五是原来阵营中的西欧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出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通过系统的防御和进攻,新自由主义者们用丛林法则,成功地夺回了对价值体系的控制权,并在全球施加影响,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将把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器一次次拖进高频、剧烈震荡的泥潭,引起各界反思。在一片片反思和声讨声中,美国精英集团通过军事战、货币战、贸易战、文化战,在全方位防守的基础上,运用“反叛乱”战略和全球政治资源,对重点地区进行精确打击。
  
  中国是美国重点进攻地区之一,是美国“反叛乱”战略和文化重点进攻地区之一。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原则,发展科学的经济学并以此指导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应对体制外干扰,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凯恩斯主义的成败,制定科学的战略,用进攻的态势进行防守,用先进的文化和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去抵制自私的、掠夺的资产阶级文化。
  
  一、凯恩斯主义的风起云涌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西方面临严峻挑战。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这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还是经济的管理者;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小市场,大政府”思想成为设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
  
  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等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在西方集团内部,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部分国家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部分国家甚至实行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着力解决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平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在这个时代,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人民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大家一起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平等和公正作为历史的良心被写在许多国家旗帜上。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制,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
  
  二、击倒凯恩斯主义的一份备忘录
  
  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给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着名的《鲍威尔宣言》。这篇备忘录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个扞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扞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被后人称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市场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
  
  鲍威尔在这篇备忘录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这些进攻不仅来自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还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不是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就是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一定数量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认为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受到来自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这份备忘录使新自由主义从“自在”时期进入“自为”时期。大资本家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捐款,通过科学配置各种资源,帮助新自由主义者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包括美国着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在内的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特殊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倾向性媒体,新自由主义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一大批国家级的“权威人士”、在各自的领域里面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着力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
  
  新自由主义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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