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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工资制度研究

时间:2006-11-24栏目:经济法论文

  基于收入分配公平视角的工资制度研究
  
  一、引言
  
  2012年“两会”临近结束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表示在任职的最后一年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据报道,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初稿,该方案包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以缩小收入差距等诸多内容。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市场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该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制度设计还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而且实施过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近年来我国在分配领域出现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非正常集中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甚至悬殊等现象。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基尼系数法和五等分法。基尼系数法的判别标准一般为: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0。4——0。6之间为严重警戒状态,达到0。6则进入危险状态。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显示,我国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1]。但是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户调查尚未一体化,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收支分组资料估算而来,如果将城乡一并考虑计算,基尼系数的估算值可能介于0。45至0。50之间,这已大大超过了国际上通行的严重警戒线0。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使用五等分法对我国居民收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中20%的最富裕人口收入或消费的份额达到50%,而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却仅为4。7%[2]。据报道,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目前的23倍[3]。
  
  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首先,它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一部分暴富者挥霍无度,而一些低收入者和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却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部分人有着明显的受挫感、不公平感和相对被剥夺感,这些不良情绪很容易逐步演化为对社会与政府的不满。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4]。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引发仇富心理、影响社会安定等问题的根源,严重妨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二,它导致我国的消费结构失衡,影响经济的发展。富裕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小于贫困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社会财富的非正常集中导致部分乡村及城镇贫困居民生活艰难,有消费需求,却缺乏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高收入者基本消费早已得到满足,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水平已经越过了生存型,并逐步由享受型向奢侈型转变,而奢侈型的高档消费品往往由于受到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与品牌知名度等因素影响,大多来自于国外,因而奢侈型消费增长不仅没有很好地拉动国内生产,反而可能引起国内收入外流。在两方面综合影响下,我国全社会消费升级缓慢,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企业开工不足。2008年,美国的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为92%,印度为88%,而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5],特别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企业出口下滑,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举足轻重,可是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却使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小,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6],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分配过程中对劳动这一主体要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社会的角度看,一方面是过分压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把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压到了仅够维持劳动者本人基本生存开支的水平,对劳动者应负担的家庭责任(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没有给予合理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劳动报酬制度没有给予必要的规范。从企业的角度看,广大体力劳动者的作用被忽视,未能很好保障他们在改革中的权益,普通职工在工资报酬政策制定上没有话语权,维权渠道不畅通,同时也未考虑劳动者对剩余劳动的分配权。在企业中,这种剩余权是由在生产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利益关联人来解释和占有。如,产权的所有者和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由于拥有充分有效的信息,就能够占有剩余,而工人的工资是在事前的合约中确定了的,因而无权参与剩余劳动的分配。董全瑞指出,从已有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看,按劳分配可能是一种接近按贡献大小进行的功能性收入分配。但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按劳分配所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尤其是不能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这就使得按劳分配很容易在实践中演化为平均主义。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分配可接受的方式,但按要素分配是一种事先分配而不是按贡献分配。这种分配理论和方式与生产要素的价格制定密切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决定的。现代经济理论中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也缺少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7]。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微观层面(企业)和宏观制度保障(社会)两个方面探讨对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影响最大、对分配不公影响最大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与设计。科学合理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的收入分配进行了探索。董全瑞分析了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指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伴随着重大制度变迁而逐步扩大的,市场制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起决定性作用[7]。常兴华等人对促进形成合理居民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城乡居民二元收入分配机制愈加强化,微观分配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再分配机制调节作用有限,甚至存在“逆向调节”现象[8]。王建农、张启良利用全国及江西的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资料分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与趋势,指出我国是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9]。王力认为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行业生产率的不同和行业发展速度的差别[10]。杨丽敏、王卫星等多位学者认为当前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不同行业与单位之间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制度不健全、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11,6]。卓勇良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国民经济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大幅下降”,“劳动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大幅上升”的结论[12]。沈卫平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形成“强资本、弱劳动”的分配格局,这是当前最大的分配不公问题[13]。刘海藩指出在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误区主要是“对广大体力劳动者的作用有所忽视,过分压低了劳动力的价值,未考虑劳动者必须拥有的对剩余劳动的分配权”[14]。王一鸣等人对深圳职工工资收入和改革情况进行了调查,指出目前主要问题是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一线和低端岗位职工工资过低,不同行业和所有制普通职工之间、普通职工与企业高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15]。
  
  学者们也从各种角度和层面对改善我国分配机制的政策与措施进行了研究。李明桂提出为解决分配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扩大劳动权能,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方面保证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的平衡与和谐。这既需要增强国有资本与劳动的结合能力,也需要努力构建劳动权益主导下的利润共享机制[16]。祝志勇指出让公众有机会、有能力平等参与到经济活动过程中,并且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缓解贫困,增强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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