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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北京市近年重大贪污贿赂案一览

时间:2006-11-24栏目:经济法论文

【提要】贪官的层次向高学历、年轻化发展。

  贪占、挪用的金额、“一把手”犯罪数量、案值和损失持续上升。

  用赃款开公司、办企业成为一种趋向。

  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负责查处北京市所属机构的大案要案。近年来,这个处的资深侦查员彭唯良发现,自己的对手——贪官的身份悄然发生着变化,接二连三撞到自己手里的人,大都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

  彭唯良的发现既非偶然,也不是巧合。在2003年4月8日召开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新闻通气会”上,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双进向媒体透露:“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精简,发生在政府机关的贪污贿赂案件逐步减少,而企业随着规模、数量和自主权的不断扩大,成为职务犯罪的多发部位。”在概括发生在国企的贪污贿赂案件的特点时,他一连用了四个“上升”:数量上升、主要负责人犯罪数量上升、案值超百万的上升、损失上升。

  四个“上升”的结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2000年以来的三年中,反贪局共查获发生在国有企业中的贪污贿赂案812件,其中大案662件,处级以上干部201人,位居企业“一把手”的厂长、经理280人。

  犯罪升级,为情人索取一个公司

  “陈波的犯罪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北京市反贪局副局长张笑英在接受采访时说。她说的“特点”是指:陈波在公职之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还有一个情人。

  2003年4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年轻的检察官张书军在记者面前慨叹:“一般行贿受贿,都是约一个没人的地点,陈波是成立了一个公司,明着要钱。”

  陈波是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局级),虽然与这个贪官的较量已过去两年多时光,说起对方的妄为,张书军还是满脸吃惊的神色。

  那是2000年秋天,京科公司老板王东涉嫌行贿犯罪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家公司开发的位于北京亚运村附近几个楼盘的销售受到震荡。

  当张书军和他的上司、朝阳区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唐智出现在面前时,王东慨叹:“谁愿意把自己的钱给别人?我去过香港那么多次,连块手表都没舍得给我爱人买。我把钱给了人家,还得替人家坐牢。”王东说的“人家”正是陈波。

  2000年6月,一份来信寄到反贪机关。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波要“跑”,已经办好了去加拿大的移民签证。检察机关立案后,发现与他一起“跑”的还有一个名叫杨小丽的女人。他们连机票都订好了,从香港转道加拿大。接着往下查,他们办理因私出境手续需要的公章是私自加盖的。数百万元已被打进陈波在香港一家银行开的个人账户上。

  2000年9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时,陈波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此前,年仅39岁的陈波已有好几年副局级“官龄”了。这个公认的“有前途、有能力”的年轻人被抓捕时,周围一片叹息声。

  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原名长空机械厂,在亚运村有块面积很大的地盘。1995年11月19日,陈波走马上任,成了“长空”厂最年轻的副总经理。由于公司里的老领导年龄偏大,机灵且能说会道的陈波颇为耀眼。

  虽然陈波才华出众,但人们仍不自觉地把他的升迁和他有个好舅舅联系在一起。陈波的舅舅解放前去了台湾,长空一个子公司需要投资时,在陈波的引见下,他慷慨解囊。

  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陈波担任副总经理后,手中的权力很大,单位对外签订协议都是由他出面。1997年,“长空”和京科公司联合建设住宅的权利同样由陈波来行使。

  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不乏“礼尚往来”。

  陈波从王东那里索取的贿赂,就用在了这个公司和情人身上。

  1998年2月,陈波让王东在望京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套价值76万元的豪华住宅的户主是杨小丽。

  33岁的杨小丽曾是“长空”的团委书记。后来,成了陈波的“女朋友”。

  1998年,杨小丽辞职。陈波为了“让杨小丽有事做”,找到王东。他向检察官交待:“我找到王东,说明了我和杨小丽的关系,向王东借60万元成立公司,做水泥生意,向王东公司供水泥,王东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新舜日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杨小丽出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不久,王东把一笔85.8万元的现金打到了杨小丽公司的账户。

  与此同时,陈波“不正常的生活”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自己购买了一辆价值40多万元的别克轿车,给妻子和情人分别购买了一白一红两辆富康轿车。而陈波的月薪是2000多元。

  介入此案的调查后,办案人员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度。由于“正常经营和受贿混在一起,很难分辨”,为了公正地处理此案,他们只好请北京市检察院技术处对新舜日公司的账目进行司法会计鉴定。鉴定结论是:除了这85.8万,陈波还有其他问题。由于主要证人陈波的舅舅在台湾,难以取证,带着遗憾,侦查部门把案件移送起诉部门。

  陈波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个“错误”。办案人员在看守所见到他时,他竟说:“我看了一些法律书,对照我的事情,我觉得冤。”站在被告席上,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

  主侦此案的朝阳区检察院侦查二处副处长唐智办完这个“不同于普通受贿案”的案件后,最大的感触是:“不能给个人太大的权力。”

  “长空”吸取陈波的教训,后来的开发建设项目,要求计委参加谈判。

  在北京市反贪局决策者的视线里,陈波案已不是“个案”。“犯罪目的从个人占有转向长期经营”已经成为一个动向。北京万华置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冀党生,在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新组合的过程中,把企业下属的几个公司几经变更转换成了私人控股的企业,把净资产3600多万的71.6%的股份转移到了个人控制的3个公司名下,予以侵吞。

  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双进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犯罪分子看到企业经营能长期获取大量利润,因此,作案的目的不只限于满足一时的消费和占有,作案对象也不仅限于钱和物,而出现了由生活资料的占有向生产资料的占有转化,从财物的积累向资本的积累转化,通过资本经营和资本运作使钱再生钱,以满足未来更高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挪用公款进行经营活动成为国企最常见的犯罪形式,其数量最多、数额最大、损失也最严重。有的犯罪分子用犯罪所得的赃款开公司、办企业,有的用赃款参与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的经营;更有甚者,用赃款做赌注,梦想一夜暴富。

  王双进说:“通过犯罪筹集经营资本,占有可以直接营利的公司股份,已成为一些企业负责人犯罪的主要目的,也是导致数额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军在办理一桩挪用公款案时,对那家单位财务管理的漏洞极为惊讶。结果发现,那家单位的出纳竟掌管着会计印章。像王军一样,检察官们一边办案,一边分析犯罪得逞的原因,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在分析研究结果时,王双进说:“有的企业对经营决策权、财产支配权、行政管理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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