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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期罪犯改造现状的思考/潘曾法律论文网
对新时期罪犯改造现状的思考
潘曾（panzeng111@tom.com)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大，社会也加速着往前发展，处在急剧转型期，矛盾大量突出，整个社会结构、阶层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新的犯罪形式，罪犯的成分、犯罪内容、罪犯的定位都有了新的趋势。这给了我们监狱工作者，特别是基层从事直接管理的的干警（一线分队长），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在新时期搞好罪犯的改造工作，做好直接管理？是摆在每一个分队长面前的所需面对的课题。
疱丁解牛之所以厉害，其根本是由于了解了牛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闭着眼睛都能清楚的知道牛的整个身体结构。分队长要想搞好直接管理，同样也要清楚的知道当前押犯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屏除以前的那套旧的方法，不能满足于表面，满足于“严防死守”，满足于不死人、不打架、完成成生产定额（如果是那样管理，就等同于监工头而已）。就现状来讲，当前罪犯的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的变化：1.罪犯成分多元化，刑事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经济类犯罪等不同成分的多类型罪犯，使监狱成了一个与外界直接相似的特殊社会群，过去社会上有的，监狱不一定有，现在社会上有的，监狱几乎都有了，各种类型的罪犯五花八门，监狱成了一个小社会群；2.罪犯的价值观念由单一型转向多元化发展，自我意识增强。过去的罪犯要求比较简单，能吃上饭，早回家，能见家人就行，现在的要求多了，价值观念也变了；3.罪犯普遍具有改造投机性、维权敏感性、行为的恶劣性、思想的难改性。在现时期，罪犯对于改造存在的投机取巧的思想，不是想很好的踏踏实实的改造，而是大部分想通过关系照顾、拉帮结派、讨好干警等来使自己的改造能“少出力，多成绩”，同时，罪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十分敏感，动不动就搬出法律、监规、纪检、检察院等来限制和威胁干警执法，但对于法律中义务条款却经常记不住，思想上十分固执，对社会的仇视、敌视，畸形心理强烈；4.罪犯文化程度有所提高，部分罪犯不是不懂法、不知法，而是徇私枉法、知法犯法。过去那种“法盲加文盲”的笼统提法已经不太确切；5.罪犯与干警的对立感增强，对干警，特别是一线分队长有极大的信任感，认为分队长就是要不管死活，逼其干活。
罪犯中出现的这些情况，与我们当下的社会和监狱工作现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明晓了问题、变化出现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的办法，做好直接管理工作。原因主要有：1.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尼指数已达国际警戒线，造成了贫富分化严重，同时部分人通过不道德的方式致富，贪污腐化现象层出不穷，使得社会部分人群仇视、不平衡心理加剧，导致犯罪。2. 在传统监狱体制下，受监狱职能多元化的制约，存在着对三大法定手段内在规律认识不清，三大手段各自运用、内容阵旧、方法落后、载体单一，甚至各行其是、矛盾冲突等情况，特别是管理的教育改造功能弱化，劳动的教育改造作用被曲解，教育改造往往被沦为狭隘的办特殊学校和三课教育，而且在很多还流于形式，罪犯改造方式落后，监狱对于罪犯的改造方法，还停留在老的一套，“三课”教育形式老套，思想教育跟不上新形势的需要，停留在表面服从监管、不出事情，平安就万事大吉，对于罪犯内心世界的改造很少提及，教育的开展总是千篇一律，“程咬金的三板斧，耍完了就拉倒”，缺乏针对性，没有将罪犯真正的改造成守法公民，有人曾总结说：监狱把罪犯关傻了、关呆了、关的什么不懂了。3.监狱干警既搞改造又抓生产，但是改造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生产却是直接同奖金和政绩挂钩，只要监管不出事，生产搞好了，就可以提拔，出成绩，多拿钱。所以往往造成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罪犯和干警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相对突出起来。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干警观念陈旧，思想习惯化、凝固化，缺乏变化和进取，很多问题存在着认识茫然，抓不住自己的位置，不懂得自己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在新时期需要面对新的情况，但是在我们对干警的教育上和干警自身素质上，还存在大量不足，行为管理是沿用了传统的习惯，“三纲五常”在我们脑子里凝固的比较厉害，所以查查法律条文，查查有关规范已经不行了，但是很多干警还是凭着想当然做事。
新时期监狱事业发展的新情况，要求我们分队长做直接管理工作的时候，要根据新情况做出新的变化，直接管理承担着大部分的监狱刑罚执行功能，如何方针政策和改造方法，都要通过基层一线分队长来落实，而且分队长直接于罪犯打交道，最懂得押犯的新形势，最能感觉到罪犯的需要，也是最能体现监狱改造人的职能载体。那么分队长应该从什么方面下手，做好自己的工作，体现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呢？我认为要抓住以下几点：
一、干警要克服执法陋习。有些干警习惯于君临于罪犯之上，居高临下，颐使气指；习惯于做罪犯的家长、父母官，而不习惯与罪犯平等对话，更不理解对罪犯的执法改造意识。这些执法陋习必须克服，否则会导致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克服执法陋习，比如在与罪犯进行教育和个别谈话之中，要求罪犯蹲下，甚至有些干警不让罪犯蹲下，就找不到谈话的“灵感”，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蹲下讲话的，罪犯要接受惩罚，但不是要用蹲下讲话这个方式，蹲下本身就使罪犯自觉低人一等，一个人一旦失去自尊，会好管理吗？我认为取消谈话中罪犯蹲下，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有利于改造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努力降低对暴力手段的崇拜和依赖，要把它作为最后手段和不得已而为之。暴力崇拜（即认为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快，有万能威慑力等）和暴力依赖（遇到问题首选暴力）是监狱管理无能的表现，具体到管理人员个人，多半是其素质低下或者是工作方法贫乏的证明。
二、尽快探讨监狱改革新路，要使监狱脱离生产、抓效益的职能，实现监狱与企业分开。监企不分是影响监狱刑罚执行的最大因素早已被大家所同识，但是如何改革，是摆在全体监狱工作者面前的难题，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指出“改制后监狱企业主要任务，是为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和生产手段，是改造罪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运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罪犯改造这个目标，监狱企业的产业、产品结构要适合监狱改造罪犯的需要，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罪犯劳动技能的培养，有利于增强罪犯刑满释放以后适应社会的能力。”由此可见，国家已把促进监狱职能的单一化，全面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作为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重点，这将使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经济压力下解放出来，轻松上阵，全力以赴完成好“改造人”这一根本任务。但是监狱改革也不能搞简单分了就好，监企不是一“分”就灵，不能将一切解决之道归于监企分开，基层一线分队长在其中受的冲击是最大的，到底是企业干部还是改造干警，这影响着分队长工作的进行，应尽快出台措施，明确细节，配套工作要做好，处理好相关的人员安排，不宜快、赶、急，稳定警心。
三、探索直接管理新路子，加强执法指导。在对罪犯进行直接管理的时候，要注重针对罪犯个别情况进行教育，切不能“一刀切”，对罪犯整体和个体管教要
由刻意追求罪犯规矩听话向注重调整罪犯心理转变。过去讲，罪犯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这些都是过去的常用词。这个方法不对，没注重人的心理，应该去改变。对于基层一线分队长的执法，要加大指导力度，不能说将分队长放到岗位上，只是一味压任务，更要对他们进行关心，实际解决他们在执法工作中的困难，因为作为分队长，他们的职权有限，需要上级配合和支持，方能搞好直接管理。
四、利用好“三亲工程”，即亲情会见、亲情会餐、亲情住宿。这“三亲”对于罪犯的改造工作能起到极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失去，但是对于亲情他是最看重的，如果一个罪犯在改造中，没有亲情激励存在，他感觉到连亲人都抛弃他了，他就没有改造的动力了，没有亲情和希望的自由又有多少人会想去追求呢？利用好它，能够充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一次亲情会见，可能比十次干警谈心管用，通过于罪犯亲人的通过帮教，罪犯的改造工作才能成功，当前，我监还仅开展了亲情会见，而且次数相对较固定，会见的时间相对较少，罪犯普遍反应，一次接见才不到一个小时，有时只有半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办法有个很好的沟通，起不到好的作用。可以适当延长会见时间，全面开通亲情会餐和住宿，利用这个为杠杆，促使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
五、营造互助环境。当前监狱的外省籍犯、三无犯、病残犯、顽危犯比例较大，这些是罪犯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在心理、生活、改造上对他们实施帮助与扶持。因而有必要开展互助工程，帮助其解决困难，比如外省籍少有亲人接见，在节假日，特别是接见日情绪就会异常，同时外省籍一般家境较差，罚金交不起、家庭无寄钱接济，这些都是改造的拦路石，所以通过互助工程，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帮助他们认识到人性的美好，相信还有真情，这无疑是改造有力的促进剂，对于营造良好的监区文化也是大有裨益。
六、教育要由强制灌输式向启发引导式转变。创造积极向上的监区文化，教育若不能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达到心理相溶，是很难产生强大的教育效果的，更难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学识、意志和品质。同样对罪犯实施的一切教育，如果没有罪犯自身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强制灌输只能使教育流于形式。正如精神分析学家A·阿德勒所说的：“罪犯并不是特别的人类，他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他的行为也是人类行为合理的变衍。”监狱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系统”，在开展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动过程中应有创新观念，重视和发挥“罪犯自我塑造”教育的独特作用，使监内教育从“强制性”转变为“需要性”，把“要求我这样做”变成“我要这样做”，使教育的外因转化为罪犯的内动力。为此，我们必须：1.帮助罪犯树立可能达到的人生追求目标和生活目标（注：这个目标是因人而异的，而不是统一设计的）；2.帮助罪犯发现和认准自己的优势、特长和潜在的真、善、美的部分；3.帮助罪犯认识自己的人格，培养以“爱”为核心的健全人格；4.全体监狱民警要成为罪犯自我塑造教育的典范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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