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王立民
把重点放在德国法学派上，突出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法学通论》在阐述“人种别比较法学派”时，说：“人种别比较法学派者，以人种之区别为基础，比较其法律而研究之者也。例如比较日耳曼人种之法律，与罗马人种之法律。研究其异同，采此方法者，以德意志黑鲁满·坡斯托(Hermann Post)为初。可列尔(Kohler)及可恩(Cohn)等继之。”(38)
第三种，强调德国法学派在世界上的影响。德国的有些法学派作为一种思潮还影响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它们在介绍这些法学派时，还专门强调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地位。《法学通论》在讲到历史法学派时，专门强调了德国这一学派对日本的影响，说：历史法学派的“旗帜始挺然出现在世界。沙氏(Savigny)实初祖焉。其言曰：法律者，历史之产物也。由历史自然而生，非人心之理想所能造成，故谓法律为制定法（亦曰认定法），必主权者直接或间接以定之。若非历史上经验得来，必不适合。今德国此派学风最盛，日本亦多实之。”(39)
可见，德国法学派的思想、观点已深入到中国的法学著作，并传播给了中国读者，德国法的影响亦随之而更为深远了。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德国法的影响在清末以后，仍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制订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这部法典大量使用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所占比例在90%以上。这些内容虽作了修改，不完全同于德国民法典，但它们所遵循的原则，仍可在其中找到。对此，一位研究中国法的德国教授曾这样说：“在1929年至1930年间，中国民法典公布了，它基本上是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内容。”(40)此话没有违背事实。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告诉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28、35页。
第三种，强调德国法学派在世界上的影响。德国的有些法学派作为一种思潮还影响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它们在介绍这些法学派时，还专门强调了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地位。《法学通论》在讲到历史法学派时，专门强调了德国这一学派对日本的影响，说：历史法学派的“旗帜始挺然出现在世界。沙氏(Savigny)实初祖焉。其言曰：法律者，历史之产物也。由历史自然而生，非人心之理想所能造成，故谓法律为制定法（亦曰认定法），必主权者直接或间接以定之。若非历史上经验得来，必不适合。今德国此派学风最盛，日本亦多实之。”(39)
可见，德国法学派的思想、观点已深入到中国的法学著作，并传播给了中国读者，德国法的影响亦随之而更为深远了。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德国法的影响在清末以后，仍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制订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这部法典大量使用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所占比例在90%以上。这些内容虽作了修改，不完全同于德国民法典，但它们所遵循的原则，仍可在其中找到。对此，一位研究中国法的德国教授曾这样说：“在1929年至1930年间，中国民法典公布了，它基本上是采用了德国民法典的内容。”(40)此话没有违背事实。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告诉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 (37)陈敬弟：《法学通论》第2页，丙午社发行，光绪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2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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