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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能治国企沉疴 茅于轼张维迎论企业经理人

时间:2006-11-22栏目:证券论文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公司法》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的产生都有明确规定,但目前大多是由上级单位或党的组织部门委派的,要改变这种违法行为,尊重《公司法》,形成一个经理市场,建立激励机制,把企业经理人选好

  在不久前召开的“50人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张维迎,再次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问题。有些论断十分精彩,现摘录如下:

  茅于轼说:“中国的国企怎么能变得有效呢?我觉得是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管理它。一个公司应该怎么治理,比如说董事会怎么产生的,经理怎么产生的,什么条件下更换经理,什么条件下要有监事会等等。当然现在《公司法》有好多问题,大家都提出来《公司法》要修改,但是有一个《公司法》跟没有《公司法》是大不一样的,《公司法》是一个法律,没有人可以例外。可是现在事实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很多国企是违反《公司法》管理的。比如说董事长怎么产生的,总经理怎么产生的?人员的委派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大多数都是由上级单位,甚至由党的组织部门来委派董事长或者总经理。那么一个国企究竟让谁来当总经理呢?到市场上去看,看谁能扛上这个大旗?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经理市场,每个经理都会关心自己的业绩,虽然他是为别人赚钱,但是他有积极性把这个成绩做大,帮公司赚钱,为什么?因为经理本身有一个市场,干得不好就由大公司的经理变成小公司经理了,再干不好回家去呆着。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经理市场,为什么?因为经理不是市场形成的,是委派形成的,那你当然不可能办好了。所以我觉得要办好一个国企,首先得按法律办事,不管是谁,上级组织,或者上级单位或者组织部,你都得尊重《公司法》。另外就是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上形成价格。看看我们现在的国营公司,它完全不按照价格规律办事,褚时健为什么贪污呢?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报酬,他的报酬完全脱离市场。”

  张维迎说:“如果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体制,我们是不需要来讨论它的。我想还是再接着茅老师的讲一下。其实任何一个组织,特别是企业形态的组织,你只要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把激励机制解决好,第二把领导人选的机制解决好,其它问题都可以搞好。但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国有经济体制能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好比茅老师刚才讲的,为国有企业选经营者,你说不让组织部门选择谁来选择?让我们这些人选择?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题。你只要是国有企业,国家就得有一个部门去管它。

  “那么第二个没有办法解决的还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一个企业的经理人,他要搞好这个企业,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目标,如果一个企业经理他不考虑5年10年以后的事情,这个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当然我们看一下我们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哪个人考虑了5年之后的事情?不要说5年,3年之后的事情他都没有办法考虑,因为三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与他没关系,他干得再好,那也不由他,这个位置可能随时要被占领、被别人替代的。假如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干?因为他们有一种事业心,什么东西能保证你的事业心?我经常发现,国有企业经理刚上台的时候雄心勃勃,3年以后就偃旗息鼓,没有任何信心了。这是因为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做的。所以说,在国有企业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另外,就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待遇低的问题。那么你怎么样让他的待遇高?有什么样的标准让他的待遇高?我们现在可以说,给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年薪1000万元,我们预想一下会是什么结果?会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往这个位子上钻啊?怎么样才能够选上最合适的人。所以你只能待遇低,待遇低大家还挤破脑袋,那待遇高了更成问题了。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但是他给部下的都很高。问题是谁来给他涨工资。政府部门为什么不提?你是我任命的,我每月拿一两千块钱,我凭什么给你加那么多?褚时健的问题出现之后,就出现一个矛盾,或者说褚时健合理合法就应该多拿,他一年创造的税是190多亿元。如果在一个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他给你创造那么多利润,我估计你一年至少也得给他好几亿,那他也就没必要去贪污了。但是组织部门马上就说了,凭什么给他涨工资,如果我不任命他到这个位置上,他能干得这么好吗?你要奖励千里马首先得奖励我这个伯乐。我觉得这是个死结,没有办法解。但是我必须讲一点,我本人是为民营企业说话辩护,但我内心真正佩服的是什么?是那些能把国有企业搞好的企业领导,因为企业又不是他的,搞好搞坏一个样,结果他还要拼命把它搞好,这些人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记者/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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