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业务，到其后进行股票、期货投资、基金业研究、封闭式基金管理，再到如今的开放式基金经理，杨毅平的个人经历相当完整。
杨毅平的第一次辉煌是在担任泰和基金经理的时候：2002年，他仅用了10个月时间， 就将基金泰和的净值增长率从全部48只封闭式基金中的第46名提高至第3名。
但“历史业绩不代表对未来业绩的保证”，鹏华行业成长更换基金经理后，对投资人而言，最大的风险是基金经理会对原先组合中的股票进行重新研究和定位，因此会产生冲击成本，可能对净值造成更大的压力。杨毅平初到鹏华时还以温和调整为主，但到

3月底，他发现“长痛不如短痛”，于是加大了调整力度，完成了最后的调整。
这个调整，也让他本人在4月正式担任基金经理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一批股票的仓位调整对净值的影响比较大。不过，也正因如此，在4月份仓位调整结束后，净值开始出现了较快增长。
回顾这次调整，杨毅平最得意的几次操作包括：在每股4.20元以下的价位果断买进宝钢，并且坚持按设定目标操作，在5.5元之下一股未卖，极好地把握了卖点；在市场对海虹控股增发的恐惧之时，他低位大量买进该股，获利30%以上，为鹏华行业成长初战告捷打下了基础；在4月25日“非典”行情最恐慌的时候，杨坚决果断地加仓，之后在上涨行情卖出。杨毅平实践着自己的理念：“如果要实现投资的稳定增长，一定要买物超所值的股票，才能获得超额收益。”

从明星经理到基金团队
对投资者来说,业绩卓著的基金经理确实赢得他们的满堂喝彩，而业绩较差的基金通过调整基金经理，似乎也成为“平息”投资者不满的例行手段。尽管基金经理明星制是否合理在业界备受争议，但随着基金业绩分化的不断加剧，投资者根据基金经理“品牌”选择投资方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目前共有92只基金，114位基金经理，其中，78只基金实行单经理人制，14只实行多经理人制。光从数字看，单经理人制占多数是目前基金公司的现状，但由于中国的基金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基金管理公司一般都采取团队管理模式，重大投资决策由投资决策委员会集体做出。
从国外的情况看，历来也有明星式管理和团队式管理两个流派，两者各有优缺点。明星式管理提升基金的无形资产有较大好处，但公司荣辱系于一人身上。而团队式管理则要经过详细的角色划分，绩效评估，投资业绩依赖整个团队中每个成员的作用。系统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中国的基金公司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目前普遍强调的是团队制。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市场发展部总经理李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博时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令广大持有人还算满意的成绩和回报的话，那是缘于博时公司团队的力量。我们每一项重大投资的决策及执行，都离不开公司的各相关部门的高效协作。比如，投资决策的背后是博时团队深入的研究支持。当然，至于基金经理是否叫‘明星’是由市场来评判的。”
本身就是“明星基金经理”的丁楹，现在已是刚刚成立的中信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原来的基金经理，什么都研究，现在我们按行业研究，在研究员的基础上，基金经理要按照公司的系统把所有人的观点集中在一起，然后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从这个角度看，明星基金经理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种团队制，向组合经理这样的方向走。”
“实际上，像彼得·林奇这样的明星基金经理，每天都要看很多企业，打很多电话，作实地考察，所以很累。他干了13年后，就再也干不下去了。”丁楹认为，基金公司现在考虑的都差不多，就是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固化的系统，由券商收集原材料，然后给基金提供信息，基金的研究员进行深度的加工，最后基金经理根据加工出来的东西去配一个方子，形成一个产品。
同时，由于单个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组合经理的方式目前深受基金公司的青睐。那么，一个基金需要几个人管理？目前最高的答案是7个。2003年7月8日，海富通投资经理团队高调亮相，为即将推出的“精选基金”热身，同时也把业内最为庞大的单只基金经理团队推至前台。在海富通的投资经理团队中，7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投资团队根据个人具备的技能分工合作。包括基金经理陈洪，股票投资经理兼策略分析师陈绍胜，股票投资经理兼行业分析师陈家琳、刘军、郑拓，债券投资经理邵佳民以及数量分析师杜晓海。
兼任投资总监的陈洪表示，海富通倡导团队式管理模式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富通集团海外的基金管理就一直采取团队式管理，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方法，同时也理解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团队管理在实际中的意义，其次是针对中国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考虑到市场涨跌以及由此而来的基金业阶段性低潮，明确的制度有助于解决投资者对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忧虑，有助于公司稳健发展。
此外，相信团队投资能够克服个人认知、情绪等因素造成的决策偏差，以体制规避个人道德风险，促进投资与研究的充分融合也是海富通选择“团队式管理”的重要原因。


4：基金专业化促生边缘业态

记者 钟加勇

在基金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专业化分工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2003年，除了审计、法律之外，基金业的咨询公司、公关公司、基金销售公司等一系列“边缘业态”快速启动，顿时让整个基金业热闹起来。

普华永道：从审计到咨询
2003年11月11日，普华永道全球投资管理服务部主席Simon Jeffreys、亚太地区投资管理服务部主席Robert Grome等齐集普华永道的北京分部。此前，普华永道刚刚完成了一个全球范围的调查，发现其结果跟中国非常有关。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分享目前中国基金业发展中的咨询外包业务。
根据普华永道的全球经验和观察，“中国目前的基金行业竞争加剧，基金管理公司迫于增加利润的压力，会非常关注优化核心服务，提高核心竞争力。但基金管理公司很难做所有的事情，包括投资研究、基金销售、基金会计、基金的注册登记等等，而引进外包服务会降低成本。因此，专业服务机构会大量进入这个市场，并承担这些职能”。
“虽然目前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所有业务都靠内部解决，但当投资研究、基金销售等达到一定规模后，外包服务就体现出其成本优势和专业优势。” Simon Jeffreys对《商务周刊》说，“外包”在全球是普遍趋势，很多成熟市场的发展进程已经给出了这一答案：后台服务分包，比基金管理公司维持服务更好。
普华永道是这样预见的，同时也是这样去做的。记者发现：2002年，中国共有54只封闭式基金，其中就有25只基金由普华永道提供审计服务；17只开放式基金中，就有13只由普华永道审计。
现在，普华永道已经不再甘心于此，它企图提供更多的研究咨询服务。Simon Jeffreys说，“前不久发生的美国共同基金丑闻对全球基金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些失败的例子，让基金业变得非常脆弱。我们希望能帮助中国基金市场避免类似的失败。”因此，“从2004年起，我们会从全球抽调一批基金业方面的专家常驻中国，为中国基金业的平稳发展提供专业服务。”
“我们将更多地做基金的内控和风险管理，帮助基金公司把工作的程序制度化、标准化，把所有控制的程序都清楚地界定下来，确保这一过程中不漏了某种操作，造成不必要的风险。”熟悉中国业务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汪棣对记者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韩方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普华永道不光是华安的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除了正常的审计外，华安还请它每年专门为公司出一个风险控制的报告，包括对公司的管理、风险评估，以及提出改进的建议。

基金公关公司：推波助澜
公关公司其实是营销层面上剥离出来专门负责公共关系的专业化外包公司，它们擅长策划、创意和推广。这几年，从IT、手机到汽车的热炒中,无不闪现着公关公司的身影

。现在,借着基金专业化的东风,公关公司也开始在基金的宣传造势、品牌推广上摇旗呐喊、大做文章。
记者通过有限的调查发现，仅在北京地区，稍大一些的公关公司都设有“财经公关部”，而目前基金都成了他们争抢的客户。从目前的情况看，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的是宣亚智杰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与中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的是蓝色光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这部分公司属于综合型（有各种不同行业的客户）的公关公司。
与综合型公关公司不同的是，市场开始出现专门为基金服务的公关公司。在与博时、大成、招商、长信等多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过后,北京了望投资顾问公司干脆把业务调整为专做基金公关。
有了公关公司的参与，顿时基金业热闹了许多。比如2003年12月10日，几乎同时推出的准货币市场基金，在公关公司的策划下，“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招商现金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3家竟然为了“谁是第一”打起了口水战。
再比如国内第一次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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