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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趋势:一种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时间:2007-3-23栏目:国际贸易论文

一、关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球化起因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有着共识。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最早起源于16-17世纪大西洋沿岸的自由市场经济,经过300多年世界历史的淘洗,经过国际关系海纳百川式的填充和修正,今天终于形成了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这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内在逻辑一旦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是不会停息的。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对这种内在逻辑做出过深刻揭示。”(注:朱锋:“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兼论全球化的定义与动力”,载《世纪之交的欧洲、澳大利亚与世界》,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如他所述,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思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成为解释全球化动力的经典之一。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开始全球扩展、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一个阶段,就是全球化开始加速发展、真正形成的阶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但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却非常契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的逻辑,它发展的时间越久,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基于这样一种经济解释,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全球统治。“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0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种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在国内适应,在国际层面上也适应。与之相对应的,先是在19世纪末形成了全球殖民体系,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形成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仍然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加深了“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剥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殖民体系结束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损害的看法。(注:具体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4页。也可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依附”理论明确地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归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注:See  Samir  Amin,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p.20.)不仅如此,全球化还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注:See  Samir  Amin,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Zed  Press,1997.)
  因此,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全球化加强了一些国家,也损害了一些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平等。经济实力的不平等造成了军事实力的不平等。自近代以来,军事实力的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注:[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1页。)19世纪60年代铁路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了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辉煌战果。肯尼思·沃尔兹在谈到进入核门槛的巨大障碍时说,“技术和规模的限制极不利于中等国家与大国进行核竞争。”(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20-221页。)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决定着国家间的价值分配体系,即国际权力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本质上和现实主义是一致的。
  经济自由主义同样相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不过它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没有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相反它相信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以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所有国家的福利。(注:对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派”这种相同点的观察,可以参见洪朝辉:“全球化——跨世纪的显学”,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在16世纪到18世纪,重商主义基本支配着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政策。重商主义鼓吹国家管制外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是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指出,世界经济的“馅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贸易可以使各国利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做大经济“馅饼”。(注:席小炎等编:《国际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自由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然地得出了乐观的结论:相互依赖、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的加强将带来世界的和平。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贸易和平论”和新自由主义(“制度和平论”)。
  “贸易和平论”的代

表人物是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他在《贸易国家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注:See  Richard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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