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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移民与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

时间:2007-3-23栏目:税务论文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本文所论,乃是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顶点直抵高要、清远和惠东,大体上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等近30个市、县。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体现出与江南地区的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东南沿海的吴、越之民大量迁入,加之在中原文化尤其是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先进的青铜器及其制造工艺由北方传入珠江三角洲,促使其社会性质逐渐向奴隶制过渡。秦汉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新起点,秦始皇以谪徙民与越人杂处,实际上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秦置岭南三郡,唯在珠江三角洲所在的南海郡置尉以典之。《水经·@①水注》云:“秦并天下,略定扬、越,设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开南海以适徙民。”汉武帝平南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人的南迁。汉族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加之不少开明的地方官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进行教化,传播封建文明,使珠江三角洲等地进入了封建化的社会阶段。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以及广州造船工场遗址所显示的生产能力,充分表明了其农业、手工业发展水平。番禺作为我国南方著名的经济都会,与中原、巴蜀和江南均有道路相通,联系相当密切。这些都为六朝时期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移民作为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动因之一,一般认为,秦始皇时代是一个高潮,而宋代的规模似乎更大。(注:参见何维鼎:《宋代人口南迁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六朝时期,岭北汉族人民大量迁入该地,充实了其经济开发的基本力量。与此同时,六朝政权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政策措施。因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
  关于移民的解释,笔者比较赞同葛剑雄先生的看法,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注:参见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据此,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汉族移民,就其迁入原因和方式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躲避战乱。汉末吴初,中原军阀混战,汝南人程秉、沛郡人薛综先后避乱交州,后二人俱从学刘熙。(注:参见《三国志》卷53《程秉传》、《薛综传》。)而刘熙也是因避乱到交州,“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注:(明)区大任:《百越先贤志》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宣统《东莞县志》卷九载:“邑本晋郡,永嘉之际,中州士人避地岭表,多止兹土,衣冠礼仪之俗实由于此。”晋愍帝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注:(晋)黄恭:《交广记》(该书久佚,参见(清)同治《番禺县志》卷20引(明)黄佐《广东通志》)。)按晋代广州之辖境甚广,但从当时主要交通线路分析,江、扬二州之民户南流,很可能大部分进入了珠江三角洲。又《陈书·徐伯阳传》载,东海人徐伯阳,梁大同中为侯官令,因避“侯景之乱”浮海南至广州,依于广州刺史萧勃。吴兴人章华以同样原因游岭南,习业于罗浮山寺,后被广州刺史欧阳wěi@②署为南海太守。(注:参见《陈书》卷30《章华传》。)《陈书·袁敬传》亦称:“江陵沦覆,流寓岭表。高祖(陈霸先)受禅,敬在广州依欧阳wěi@②”。
  其二是统治者内部斗争。《宋书·褚叔度传》载,桓玄篡晋失败后,其余党逃入岭南,“开山聚众,谋掩广州”,人数自当逾千。《晋书·王机传》载,长沙豪族王机为争做广州刺史,“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晋宋之际,王室多艰,琅邪临沂人王叔之与兄伯之“共将家口逾岭相依”,因爱罗浮丘壑之胜,遂筑室于凤凰洞之南。(注:参见(清)乾隆《博罗县志》卷11。)
  其三是起义军转战。如晋末卢循起义,“刘裕讨循至晋安(今福州附近),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注:《晋书》卷100《卢循传》。)五年后,卢循越岭北上。刘裕派孙处从海道袭番禺时,其守兵犹有数千。孙处或不至于把数千守兵杀得一干二净,是则有不少留在当地。
  其四是逃避赋役。《晋书·庾亮传》称:“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宋书·徐豁传》云,宋元嘉初,始兴都汉人“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逃入珠江三角洲北部山地俚区的当亦不少。
  其五是为官。因做官而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汉人,包括广州刺史及郡、县长官等。如吴时吕岱,晋时的王机、陶侃、吴隐之等,刘宋时的刘谦之、宗悫、刘悛等,南齐时的刘敕、王恩、萧季敞等,梁时的乐蔼、萧映、萧勃等,陈时的欧阳wěi@②、马靖、陈方庆等,先后担任过广州刺史。为官进入珠江三角洲者,其家小、属吏大多随行。如陈霸先原籍颍川,其祖上在永嘉时南渡,居于昊兴。梁大同中,萧映为广州刺史,陈霸先即以中直兵参军随府之镇。(注:参见《陈书》卷1《高祖本纪上》。)
  其六是流徙。《三国志·吴书·薛莹传》载,孙皓时,薛莹督万人凿圣xī@③以通江淮,无功罢还,后被追查下狱,徙广州。同书《虞翻传》亦云,会稽人余姚虞翻,曾为吴骑都尉,因触怒孙权被流徙交州,居南海讲学授徒。《宋书·谢景仁传》称,谢纬与其舅范晔谋反,因尚宋文帝女,“免死徙广州”。
  此外,还有多种情况。如东晋咸和初,葛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勾漏令……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注:《晋书》卷72《葛洪传》。)冯融的祖父冯业,“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注:《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从上述情形分析,六朝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又出现了四次高潮。一是孙吴时期。汉末因豪强兼并土地,农民纷纷破产,特别是黄巾起义失败后,军阀混战,中原地区出现了“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状,百姓被迫南下求生,流入巴蜀、荆州和江南一带的不少。这些地方均与岭南相接,当有不少汉人继续南迁入珠江三角洲。吴初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北方战乱,江东局势不稳,曹操挥戈南下,扬言要与孙权“会猎于吴”,人心恐慌,转而南徙者增多。刘熙、程秉、薛综等名士大致都是在此时由中原辗转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二是西晋时期。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建国,洛阳、长安相继失守,晋室南移,司马睿称帝建康,北方士族豪强和普通百姓纷纷移居江南。史载:“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注:《资治通鉴》卷89。)此后,在十六国混战更迭的过程中,北方汉族又陆续南迁,其间两晋之际和东晋末年分别形成汉族移民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永嘉之乱”以及席卷长江流域的李特、张昌、杜tāo@④流民起义,席卷长江中下游和三吴地区的孙恩、卢循起义,统治者的内乱如桓玄篡晋等,都成为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的诱因。而且,由于三吴地区赋役沉重,百姓不堪忍受而逃亡到珠江三角洲的也很多。三是南朝时期。当时南北对峙已成定局,长江流域比较安宁,但因统治阶级兼并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豪强跨州连郡,贫者无立锥之地,故历宋、齐、梁三朝130余年间,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迁入珠江三角洲者可能不在少数。特别是梁末“侯景之乱”爆发后,战火燃遍长江中下游及三吴地区,造成极大破坏。史称:“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

者涂地。”“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注:《南史》卷80《侯景传》。)侯景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建康城中十余万人口,经侯景屠城,存者才二三千人。(注:参见《魏书》卷98《萧衍传》。)梁宗室之间的争战和北齐、北周的渡江南侵又接踵而至。于是,以“侯景之乱”为起点,汉族移民又出现了第四次高潮。
  与前代相比,六朝珠江三角洲汉族移民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取道海路南迁的逐渐增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六朝政治中心偏处东南,政治中心往往不仅是政治斗争的策源地,而且是赋役比较沉重的地区,这些都成为汉人南迁的诱因。另一方面,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经验的积累,又为汉人取道海路南迁提供了条件。其次,由江南迁入的汉人逐渐增多。六朝以前,汉人多直接由中原迁往岭南。而此时则因南迁入江南之民渐多,他们在江南定居一定时期后,由于形势所迫,再行南迁进入珠江三角洲等地。再次,自发的迁徙逐渐增多。六朝以前,统治者出于开疆拓土需要而进行的强制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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