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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若干问题

时间:2007-3-23栏目:西方经济学

一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
    (一)信息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信息经济学是对经济活动中信息因素及其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也是对信息及其技术与产业所改变的经济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产生与其他经济学一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瞩目的信息革命开辟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技术巨大发展及其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必然结果。信息经济学正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处的时代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1.信息、知识、智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2.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日益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
  3.信息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增大。
  4.社会经济生活分散化、多样化、小规模化、非群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二)信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过程
  信息经济学的历史不算长,从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正式被提出算起,至今只有40年左右的时间,还不到整个经济学发展历史的1/6。
  信息经济学有它的“史前”期。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H.Knight),就已把信息与市场竞争、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风险联系起来,认识到企业为了获取完备的信息必须进行投入的重要性。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发现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但是,信息经济学一词的提出则是在同一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以后他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注:研究这一问题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译。)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注:他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于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他提出信息搜寻理论,后来还在1977年指明,应当用不完全信息假设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克卢普(F.Machlup)把知识生产的理论研究与其统计调查结合起来,于1962年出版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该书于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7年出了第3版,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至70年代还先后被译成法、德、意以及西班牙语。(注:该书在我国也即将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内提出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注:据他测算,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知识产业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在美国国内对该书的引用与评论延续了10多年,甚至有学者认为知识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传统的经济及其经济学。1980年至1983年,马克卢普又扩展上述专著,并对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测定进行更新,陆续发表《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多卷本著作,其中第一卷为《知识与知识生产》。
  从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止,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对信息的经济学分析或对经济理论中信息的分析,还是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
  就前一方面的分析而言,不少经济学家在考察作为经济行为变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以及需要支付成本等因素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的非对称性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导出了种种理论。如阿克洛夫(G.Akerlof)(注:阿克洛夫同斯彭斯、施蒂格利兹一起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70年提出的“柠檬”(即二手货)理论、斯彭斯(M.Spence)在1973年提出的“信号”理论、赫什雷佛(J.Hirshleifer)在1971年提出的“信息市场”理论、格罗斯曼(S.J.Grossman)和施蒂格利兹(J.E.Stigliz)在1976-1980年提出和补充的市场信息效率与市场效率的“悖论”等等。其中,阿罗(K.J.Arrow)(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维克里(W.Vickrey)和莫里斯(J.Mirrlees)(注:两人因从事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而同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信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阿罗把信息同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联系起来,对信息的特性、成本以及信息在经济中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并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论文集。[1]维克里在所得税和投标、喊价的研究中解决了在信息分布不对称条件下使掌握较多信息者有效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并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莫里斯则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关系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
  就后一方面即信息经济的研究而言,波拉特(M.V.Porat)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研究的基础上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内部报告。其中第一卷是他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法的总结。他把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技术,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注:据他测算,1967年美国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就业人数约占就业人数的45%,而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则占全国劳动者总收入的55%。)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霍肯(P.Hawken)在1983年出版的《下一代经济》一书中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所含的信息成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即“信息与物质比”作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企业的信息经济就是其产品的“信息与物质比”高的经济。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增田米二等人也研究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问题。增田米二还认为信息经济学就是研究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它是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2]
  尽管上述时期不同经济学家的著述从不同角度研究信息经济学的不同问题,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也很不一致,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终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到了公认。例如,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国际性

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D.M.Lamberton)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范围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中,信息经济学又有了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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