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经济思想实际上受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注：参见拉斯·马格努森主编：《美国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1822—1890：经济学历史上的关键概念》（Lars  Magnusson,  ed.,  Free  Trade  andProtectionism  in  America:  1822-1890,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History  of  Economics）第1卷，纽约2000年版，第13页。）。因此，汉密尔顿对自由贸易并不十分的反感，只是认为条件不成熟，“当美国没有力量迫使其他国家趋向自由贸易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将会损伤美国的利益”（注：转引自克里斯廷·哈伦：《对古典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重新评价》（Christine  M.Harlen,"A  Reappraisalof  Classical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43卷第4期，1999年12月号，第740页。）。积极倡导“美国体系”的亨利·克莱自称并不反对自由贸易，他在1820年4月26日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将只能说，我也是自由贸易的朋友，但它必须是完全互惠的自由贸易。”（注：亨利·克莱：《制造业与保护关税》（Henry  Clay,  "Manufacturing  and  a  Protective  Tariff"），《1797—1820年美国记录：国内扩张与对外卷入》（The  Annals  of  America,  1797-1820,Domestic  Expansion  and  Foreign  Entanglements）第4卷，不列颠百科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614页。）所以，对克莱来说，实际经验表明，取决于自由贸易的两个条件“无一存在”。这两个条件即“永久的和平”和世界各地对自由贸易准则的尊重。如果没有“完全的互惠”，美国就不能单方面地奉行这种政策，外国也很难对它的政策无动于衷。
　　以上这几个人最后都走到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反面，成为美国早期历史上经济民族主义的著名代表。他们实际上与约翰·亚当斯、麦迪逊等人一样最后都放弃了

自由贸易的主张，只不过是他们的思想转变得更为彻底，丝毫没有在以后的思想空间里给自由贸易留下一席之地。这说明了许多政治家放弃了自由贸易观并不是说这种理论存在着重大的谬误之处，而是在原则上可行但实践上又难以行得通。对早期的美国而言，自由贸易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它尚不具备推行自由贸易的条件或力量，现实的选择是寻求能够更有助于实现美国外部经济利益的途径。不过，提倡自由贸易的呼声从来没有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随着内外客观条件的变化，尤其是美国经济力量的强大，自由贸易的主张注定最终会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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