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Economic History ）第22卷，1985年，第378-401页。）。他在1983年的文章里论证说，美国土地充裕导致利息对利润的比率高，因此19世纪美国经济所有部门实际上都比英国资本密度低。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利息对利润的比率是否确实比英国高。从历史文献记录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美国的利率的确比英国高，英国政府证券的利率在19世纪开始时为4%—5%，而美国政府证券在19世纪头20年为6%以上。19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市府证券的利息回报为5.5%，可英国统一公债的利息率只有3%。19世纪90年代中期，新英格兰市府证券利率降到了4%，英国统一公债利率则跌到了2.5%。然而，这只是名义利率，如果把美国投资的风险考虑进去，有学者认为投资者所期待的回报率或者说实际利率大概和英国差不多。对于这个问题，菲尔德求助于研究利率的权威学者悉尼·霍默。后者的研究发现，尽管19世纪有关美国人违约拖欠的传言很多，与实际情况相比，显然是过于夸张了。更重要的是，同为新近开发、土地辽阔的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其殖民地法规跟英国类似，而且这两地的政府几乎从来不违约拖欠，可当时要付的利率和美国也差不多。迈可·爱德尔斯坦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英国投资者在1870—1914年海外证券上所得回报，远远高于国内证券，哪怕是把违约拖欠的风险考虑进去也是如此（注：亚历山大·詹姆斯·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20-421页。）。
菲尔德在1985年的文章中则对美英两国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密度作了估算和比较。尽管特闵第一个指出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可能比英国低，但他从未计算资本密度以支持其观点。菲尔德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他用单位产值的资本密度（K/Q，其中K=资本，Q=产出）和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密度（K/L，其中K=资本，L=劳动力）来对美英两国加以比较，在对所掌握的1850年美国有关数据和1860年英国有关数据进行复杂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
1860年英国的K/Q对1860年美国的K/Q比值=1.45
1860年英国的K/L对1860年美国的K/L比值=1.25
这就是说，就单位产值的资本密度而言，英国在1860年是美国的1.45倍，就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密度而言则是美国的1.25倍。此外，菲尔德还计算了两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其结果为：
1860年英国制造业K/Q对1860年美国制造业K/Q的比值=3.16
1860年英国制造业K/L对1860年美国制造业K/L的比值=1.88（注：菲尔德：《论机器之不重要》，第392-394，397-398页。）
这就是说在制造业部门，英国1860年的单位产值资本密度是美国的3.16倍，1860年的单位劳动力资本密度是美国的1.88倍。因此，菲尔德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就英美两国经济总体而言，还是就两国制造业而言，英国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密度都高于美国。
菲尔德有关英美两国资本密度的计算结果，并未解开约翰·A.詹姆斯和乔纳森·S.斯金勒所说的“劳动力稀缺之谜”。在这两位经济史学家看来，无论是赞成“劳动力稀缺论”的学者，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人，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赞成者解释不了特闵指出的高利率和美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实际上比英国低的事实；反对者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美国的机器生产面前自愧弗如。詹姆斯和斯金勒认为，解开这个谜底的关键在于将美国制造业的技能部门和非技能部门区别开来。他们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戴维—卢森堡假设”（注：约翰·A.詹姆斯和乔纳森·S.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JohnA.James and Jonathan S.Skinner，“The Resolution of the Labor-Scarcity Paradox”），《经济史杂志》第45卷，1985年，第514、524页。）。
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和技术史学家内森·卢森堡曾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出一种见解：资本和自然资源之间具有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即自然资源投入越多，资本投入也会越多（注：内森·卢森堡：《美国技术：进口的还是本土的？》（Nathan Rosenberg，“American Technology：Imported or Indigenous？”），《美国经济评论汇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第67卷，1977年，第21-26页；保罗·戴维：《
詹姆斯和斯金勒把这个“戴维—卢森堡假设”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仅认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具有互补性，而且发现这种互补性在技能部门比非技能部门要高。这就是说自然资源投入的增加在技能部门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投入，或者说更高的资本密度。因此他们在建立美、英两国经济的总平衡模型时，把经济部门分为技能制造业、非技能制造业和农业三大部门，生产投入则分为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四种。这两位学者把1849年美国统计数据和1851年英国统计数据输入计算后发现：在技能制造业部门英国的资本密度为平均每个工人413美元，低于美国的539美元，但是在非技能制造业部门，英国的资本密度为平均每个工人848美元，大大高于美国的559美元（注：詹姆斯和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第528-530页。）。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了他们对“戴维—卢森堡假设”的推论，而且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探讨“劳动力稀缺论”时难以对付的矛盾问题。
从他们的计算和论证看来，英国人在1851年承认美国在机器生产上领先，和美国经济资本密度当时实际上比英国低，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英国人称赞的部门，尤其是枪械制造，都是典型的技能制造业部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互补性高使这些部门的资本密度超过了英国，可是在美国经济比重中占主体的是非技能部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互补性则比较低，资本密度也不及英国。因此，就美国经济总体而言，其资本密度在19世纪中期尚未超过英国，而且直到1880年仍略低于英国。据这两位学者计算，美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到1890年真正超过了英国，当时美国人均劳动力资本密度为1535美元，英国只有1176美元（注：詹姆斯
菲尔德在1985年的文章中则对美英两国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密度作了估算和比较。尽管特闵第一个指出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可能比英国低，但他从未计算资本密度以支持其观点。菲尔德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他用单位产值的资本密度（K/Q，其中K=资本，Q=产出）和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密度（K/L，其中K=资本，L=劳动力）来对美英两国加以比较，在对所掌握的1850年美国有关数据和1860年英国有关数据进行复杂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
1860年英国的K/Q对1860年美国的K/Q比值=1.45
1860年英国的K/L对1860年美国的K/L比值=1.25
这就是说，就单位产值的资本密度而言，英国在1860年是美国的1.45倍，就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密度而言则是美国的1.25倍。此外，菲尔德还计算了两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其结果为：
1860年英国制造业K/Q对1860年美国制造业K/Q的比值=3.16
1860年英国制造业K/L对1860年美国制造业K/L的比值=1.88（注：菲尔德：《论机器之不重要》，第392-394，397-398页。）
这就是说在制造业部门，英国1860年的单位产值资本密度是美国的3.16倍，1860年的单位劳动力资本密度是美国的1.88倍。因此，菲尔德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就英美两国经济总体而言，还是就两国制造业而言，英国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密度都高于美国。
菲尔德有关英美两国资本密度的计算结果，并未解开约翰·A.詹姆斯和乔纳森·S.斯金勒所说的“劳动力稀缺之谜”。在这两位经济史学家看来，无论是赞成“劳动力稀缺论”的学者，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人，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赞成者解释不了特闵指出的高利率和美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实际上比英国低的事实；反对者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美国的机器生产面前自愧弗如。詹姆斯和斯金勒认为，解开这个谜底的关键在于将美国制造业的技能部门和非技能部门区别开来。他们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戴维—卢森堡假设”（注：约翰·A.詹姆斯和乔纳森·S.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JohnA.James and Jonathan S.Skinner，“The Resolution of the Labor-Scarcity Paradox”），《经济史杂志》第45卷，1985年，第514、524页。）。
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和技术史学家内森·卢森堡曾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出一种见解：资本和自然资源之间具有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即自然资源投入越多，资本投入也会越多（注：内森·卢森堡：《美国技术：进口的还是本土的？》（Nathan Rosenberg，“American Technology：Imported or Indigenous？”），《美国经济评论汇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第67卷，1977年，第21-26页；保罗·戴维：《
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Paul David，Technical Choice，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伦敦1975年，第19-91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木材制造工业。美国木材极其丰富，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生产的总量相当大，结果19世纪上半叶美国加工木材的机器特别多，而且十分先进，锯、刨、榫、打洞等都是用机器完成。以增加值计算，美国木材制造工业在1860年是仅次于棉纺业的第二大工业部门（注：内森·卢森堡：《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纽约州阿蒙克1972年版，第27页。）。简言之，“戴维—卢森堡假设”把资源丰富视为美国制造业大量使用机器的一个重要原因。
詹姆斯和斯金勒把这个“戴维—卢森堡假设”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仅认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具有互补性，而且发现这种互补性在技能部门比非技能部门要高。这就是说自然资源投入的增加在技能部门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投入，或者说更高的资本密度。因此他们在建立美、英两国经济的总平衡模型时，把经济部门分为技能制造业、非技能制造业和农业三大部门，生产投入则分为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四种。这两位学者把1849年美国统计数据和1851年英国统计数据输入计算后发现：在技能制造业部门英国的资本密度为平均每个工人413美元，低于美国的539美元，但是在非技能制造业部门，英国的资本密度为平均每个工人848美元，大大高于美国的559美元（注：詹姆斯和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第528-530页。）。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了他们对“戴维—卢森堡假设”的推论，而且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探讨“劳动力稀缺论”时难以对付的矛盾问题。
从他们的计算和论证看来，英国人在1851年承认美国在机器生产上领先，和美国经济资本密度当时实际上比英国低，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英国人称赞的部门，尤其是枪械制造，都是典型的技能制造业部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互补性高使这些部门的资本密度超过了英国，可是在美国经济比重中占主体的是非技能部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互补性则比较低，资本密度也不及英国。因此，就美国经济总体而言，其资本密度在19世纪中期尚未超过英国，而且直到1880年仍略低于英国。据这两位学者计算，美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到1890年真正超过了英国，当时美国人均劳动力资本密度为1535美元，英国只有1176美元（注：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