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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长与发展的统一上寻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时间:2007-3-23栏目: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以其从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从经济短期增长的分析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分析,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本文着重分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统一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启示。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预示着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表明的是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为强调随着产出增长和生产加速而出现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体系、分配上的变革。“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人们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把增长与发展作为相同的概念,“人们研究发展问题,很少考虑哪些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产出是如何构成的。但是,经济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产出的结构以及生产的经济环境等等,对各个经济社会并非无关紧要的”[1](P9-10)。从数量增加上理解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而经济发展作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诫人们: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受益的经济增长不能算经济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而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另一门独立的学科——增长经济学,也开始得到建立。这两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发生了融合态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2](P1384)。1948年,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多马《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的发表,基本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到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
  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包括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和收益递增决定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具有共时性,可以同时存在;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具有历时性,反映了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在劳动、技术不变情况下,增加资本量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资本决定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决定论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无关,只有在资本——产出率不变时,才有可能把劳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二是模型中没有引入技术因素,资本——产出率只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已知条件。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挑战。经济增长理论由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了技术进步决定论阶段。索洛、斯旺等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率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建立了一个资本——产出率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一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索洛还以实证分析中关于技术进步对总增长率的贡献约为87.5%的测算,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对美国、西欧、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技术进步决定论,这就使经济增长理论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舒尔茨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把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是以具有递增收益的知识为代表的,它通过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递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实际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它在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中只是一个外生的东西,并没有被融入经济系统内部。
  从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到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再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真正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探寻了这种机理实现的动力和条件的学者是阿罗和卢卡斯、罗默。他们的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形成。
  阿罗以其“干中学”模型,对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了一个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罗默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内生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中具有递增报酬;知识也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知识会产生社会效应使其他企业受益,这样,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显然,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直接内生化了。卢卡斯对技术进步因素作了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是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外在效应是通过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形成的,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是脱节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的分析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增长与发展融合的时期。
  诺思以制度变迁为核心,以产权为基本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用产权理论解释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这两大必须克服的壁垒,克服的办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减少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

促进其活动得到最大收益,从而使这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经济得到极大增长。为此,诺思设计了促使经济增长的国家模型。他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制定、变更或维持着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的正式规则,因而对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在诺思看来,国家既具有卢梭所说的“契约”的性质,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此外,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确立一套关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诺思认为,由于国家的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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