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2001年12月26日。）这样“二等公民”感自然依旧存在；科尔吹嘘的只需九牛取一毛就能迅速使东部经济振兴的名言已经成了笑柄，而红绿联盟决定把向东部地区的输血推迟到2019年同样表现了他们对整治东部经济的无奈。今天有84%的德国人认为工作岗位问题是当前德国的首要问题，（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26日。）这是因为德国的最高失业人数一直在400万以上的高位浮动，成了治疗德国经济中最为棘手的问题。科尔曾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迅速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结果败下阵来；施罗德上台后，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压低下降指标，希望双管齐下，获得圆满的结果，结果也是收效甚微。2001年全年失业人数为385万，（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2002年1月竟然达到430万，（注："Der Spiegel"Nr.6,2002（《明镜周刊》2002年第6期）。）远远高出全年预定的360万人。更令人寒心的是各方都认为今年德国的全年平均失业人数还将上升，要超过400万。于是当权者不得不将联邦劳动署的头头雅各达解职示众，其继任者格尔斯特便大声疾呼，要进行激进的改革。
3.好转经不起反复。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德国的财政赤字上。1998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UMTS)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这一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注：《德国2001年年度经济报告》。）本来预计2001年赤字为700亿马克，2002年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全部消除。由于前两年的成功给了人们充分的信心，不少人都深信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憧憬2006年无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财政赤字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高达538.7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超过了联盟党执政最后一年的2.1%，接近马约规定的界限3%，从而引起欧盟的关注，差一点因违反了德国人自己力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而受到“蓝信(Blauer Brief)警告”。（注：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4.“德国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这一病根不铲除德国经济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这却涉及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削减会遇到阻力，慢增长也会丧失选民。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有勇也要有谋，突变是万万不可取的，渐变也要假以充分的时日。
事实说明，德国经济病得很重，而重病理应不用重药，积极地、慢慢地调养方是上策。短时期内的大幅度跃进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三、“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不能对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中增长性失业仅占1/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为了加强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厘、保险税提高1个百分点。（注：www.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terrorismusbek附图mpfung"（《反恐斗争》）2001年11月30日。）即便如此2001年的税收收入还是减少了4%，（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其中乡镇税收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州，联邦最少，这既扩大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又加深了联邦同州及乡镇的矛盾。
3.施罗德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建设，采取了许多推动和促进措施。尤其是大大减免了它们的税赋，减税总额达到231亿马克，去年8月又决定进一步减免中产阶层3亿马克税收。但对企业，特别是对大企业面临的众多新困难关心不够，更缺乏有效的举措，因而使49600家企业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1/6，公司破产达3.24家，高出16%。（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的统计，每天中产阶层中由于无支付能力而失去的工作岗位高达1500个。大企业更出现了一个“破产潮”，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例如德国第二大建筑康采恩集团霍尔茨曼公司1999年就险些遭到破产，2001年又再次亏损2.4亿欧元，不得不考虑提出无支付能力申请。（注：DW-World.de 2002年3月21日。）
4.忽略了联邦、州和乡镇之间财政上的协调，致使各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处理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收益上的不公，因为只有联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却因要交纳巨额的折旧费而大大加重了财务负担，（注：2002年1月30日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要求制定“国家稳定公约”的呼声日见高涨。而所谓“国家稳定公约”原本是由科尔政权时的财长魏格尔提出的，而施罗德和艾歇尔又一次跨过党派的鸿沟，将其拿来为己所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今年3月达成了协议，规
四、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不应被否定的
以上不难看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在执行中确有失误，但成果依然是明显的，自然也是不应该被否定的。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创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就业人数增加了110万，每个愿意培训的青年都能获得培训岗位，青年的失业率降至8.7%，仅高于瑞士和奥地利；财政收入增加了300亿欧元；子女津贴从112欧元提高到154欧元，一个4口之家每年仅此一项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欧元；减免个人税收150亿欧元，年收入3万欧元的职工减税额1999年为598欧元，2000年为1113欧元，200
3.好转经不起反复。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德国的财政赤字上。1998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UMTS)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这一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注：《德国2001年年度经济报告》。）本来预计2001年赤字为700亿马克，2002年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全部消除。由于前两年的成功给了人们充分的信心，不少人都深信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憧憬2006年无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财政赤字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高达538.7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超过了联盟党执政最后一年的2.1%，接近马约规定的界限3%，从而引起欧盟的关注，差一点因违反了德国人自己力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而受到“蓝信(Blauer Brief)警告”。（注：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4.“德国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这一病根不铲除德国经济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这却涉及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削减会遇到阻力，慢增长也会丧失选民。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有勇也要有谋，突变是万万不可取的，渐变也要假以充分的时日。
事实说明，德国经济病得很重，而重病理应不用重药，积极地、慢慢地调养方是上策。短时期内的大幅度跃进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三、“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不能对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中增长性失业仅占1/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为了加强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厘、保险税提高1个百分点。（注：www.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terrorismusbek附图mpfung"（《反恐斗争》）2001年11月30日。）即便如此2001年的税收收入还是减少了4%，（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其中乡镇税收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州，联邦最少，这既扩大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又加深了联邦同州及乡镇的矛盾。
3.施罗德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建设，采取了许多推动和促进措施。尤其是大大减免了它们的税赋，减税总额达到231亿马克，去年8月又决定进一步减免中产阶层3亿马克税收。但对企业，特别是对大企业面临的众多新困难关心不够，更缺乏有效的举措，因而使49600家企业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1/6，公司破产达3.24家，高出16%。（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的统计，每天中产阶层中由于无支付能力而失去的工作岗位高达1500个。大企业更出现了一个“破产潮”，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例如德国第二大建筑康采恩集团霍尔茨曼公司1999年就险些遭到破产，2001年又再次亏损2.4亿欧元，不得不考虑提出无支付能力申请。（注：DW-World.de 2002年3月21日。）
4.忽略了联邦、州和乡镇之间财政上的协调，致使各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处理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收益上的不公，因为只有联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却因要交纳巨额的折旧费而大大加重了财务负担，（注：2002年1月30日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要求制定“国家稳定公约”的呼声日见高涨。而所谓“国家稳定公约”原本是由科尔政权时的财长魏格尔提出的，而施罗德和艾歇尔又一次跨过党派的鸿沟，将其拿来为己所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今年3月达成了协议，规
定2003和2004年联邦的财政赤字每年要比2002年减少0.5%，州和乡镇的支出每年至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联邦和社会福利保险的债务只能占全部债务的45%，而州和乡镇的债务也不能超出55%。（注：Beschluss des Finanzplanungsrates vom 12.02.2002（《2002年2月12日经济规划委员会决议》）。）显然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却十分发人深思，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邦与州和乡镇之间的妥协，而是两大党之间的妥协，在大选之年能达成如此之妥协实属不易，这又是一个两党政策趋同、并能进行合作的范例。
四、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不应被否定的
以上不难看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在执行中确有失误，但成果依然是明显的，自然也是不应该被否定的。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创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就业人数增加了110万，每个愿意培训的青年都能获得培训岗位，青年的失业率降至8.7%，仅高于瑞士和奥地利；财政收入增加了300亿欧元；子女津贴从112欧元提高到154欧元，一个4口之家每年仅此一项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欧元；减免个人税收150亿欧元，年收入3万欧元的职工减税额1999年为598欧元，2000年为1113欧元，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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