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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人”和利己与利他

时间:2007-3-23栏目:西方经济学

一、经济学家假设的“经济人”
  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商品生产制度的经济学家,都有经济人的假设。所谓经济人,就是指导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和货币经营者,或资本家之行为原则的人格化。由于经济学家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不同,尤其是由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不同,他们所假设的经济人也不相同。我初步认为,著名的“经济人”有好几个:孟德维尔假设的、斯密假设的、李嘉图假设的、马克思假设的和边际效用学派假设的。(注:李嘉图假设的经济人,“只有一种活动,即谋利的活动;只有一种要求,即生利的要求;只有一个目的,即成为富人的目的。……在李嘉图的大著里,我们找不到几个关于精神文化的字样,因为在他假定的那种社会,那种市场里面,是用不着那些字样的。”(参见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M].上海:中华书局,1949.244.)奥地利学派假设的经济人是:“荒岛上的遇难船夫”、“沙漠中的旅客”、“孤立在全世界之外的农夫”和“在原始森林中有一座单独棚舍的移民”……)由于我们论述的需要,我只谈孟德维尔的、斯密的和马克思的。
  孟德维尔是移居英国的荷兰人,医生、经济学家和作家。1705年他出版了《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为老实人》。这是一首诗。1714年他对原诗加上注释,以《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书名出版。这里的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劣行指的是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他认为:各个人如果自由进行利己的活动,其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增进社会全体的繁荣,其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要大得多。该书有一首诗,是借记述蜜蜂的生活而讽刺人世的。诗中说: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以(被认为的)道德和俭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所以成为社会动物的,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勤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蜜蜂寓言……》被大主教贝克来(GeorgeBerkeley  1685-1753)斥责为“亘古未有的最坏的书”。但是分析一下它出版时英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即封建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还存在,新兴的资产者还不能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圈地运动在急剧进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严刑峻法之下,被资产者强制变成工人,就可以看出,它是提倡资产者要打破束缚,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做对己有利的事的,亦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至于广大劳动者,则要求其服从资产者的利益。书中有一段话,是露骨地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讲话的:“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对于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要使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4-675.)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认为“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在提出的时候是悖理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劣行的概念就随之发生变化,牟利、增殖、乃至奢侈,就被认为是符合甚至就是伦理和道德本身了。牟利、增殖不必说了,因为一旦解除了宗教教义的束缚,这些就被认为是道德的了;那么,奢侈怎么会被认为是道德的呢?孟德维尔认为,随着欲望的种类及其重要性的增加,人们为满足对方的欲望而进行的劳动就增加,这样就能互相协同而成为一体,就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不应非难欲望。对于欲望,人们区别必要的和奢侈的唯一标准,就是以是否为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需为界线。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是奢侈品了。由于这样,消费奢侈品纵使是劣行,却能使社会经济发展:这就是公共利益。其后,斯密的挚友休谟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行为对于社会全体如果是有利的就是德,而不是恶。这样,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就再也不是悖论了。
  孟德维尔关于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思想,由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明确主张利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3-14.)但是,同一个斯密,在1759年另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又认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同情心和利己是对立的。于是,就发生了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斯密难题”。但是,根据《道德情操论》中译者蒋自强教授等人的研究,“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译者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如果是这样,所谓的“斯密难题”就不存在了。不过,问题似乎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留在下面再谈。
  马克思也有经济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我认为,马克思假设的经济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商品生产一般的经济人,一种是资本家的化身;资本家是在商品生产一般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一般的经济人,必然是平等主义者;资本家的主观愿望是攫取最大的利润,只要条件具备,他就这样做;可是在自由竞争充分展开的条件下,他们只好也成为平均主义者。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货币是比商品更进一步的平等派。因此,在商品货币关系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平等关系和观念,就必然普遍化。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明明看到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并且知道,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又认为,这种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约的。为什么?原因就是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是以人间劳动力的不平等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就妨碍了亚里斯多德对上述等式中存在着平等关系的认识。封建社会虽然比奴隶社会进了一步,但仍然是等级社会。所以,封建社会虽有商品生产,但仍然像奴隶社会一样,无法从价值关系中看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制度,使商品生产普遍化

,从而也必然使平等观念普遍化。因此,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货币是比商品更进一步的平等派的基础上,又产生了资本是平等派。马克思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家的首要人权。恩格斯认为,生产价格是资产阶级“共”剩余价值之产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作为经济人的资产阶级的写真。
    二、利己和利他
  “斯密难题”说的是,斯密仅有的两本传世之作:《道德情操论》,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的物质生活,即经济规律的。德国历史学派认为,斯密在前者提出的道德人是利他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认为人有同情心,但同一个斯密在后者假设的经济人却是利己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认为面包师供应面包给我,是出于他的利己心,即他所以这样做,只是由于必然得到我相应的回报。这两种看法处于惊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对于“斯密难题”或“斯密悖论”,《道德情操论》中译者蒋自强等认为是一个伪题,但是这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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