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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时间:2007-3-23栏目:西方经济学

  前言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发布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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