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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的危机

时间:2007-3-28栏目:金融学论文

(一) 难啃的硬骨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贪污腐败,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 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许多国有企业属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产业,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压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这些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一大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生存能力。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在“备战”的口号下,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具备正常的生产条件。这些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很难摆脱亏损。

    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余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可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政府只好按“计划”叫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冗员比例甚至超过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些社会性政策负担把许多国有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政策性负担必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损。国家只好采用各种方法扶持国有企业,其中包括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在实行了“拨改贷”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3]国有企业亏损的“责任归属”非常模糊,无论是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往往没有谁需要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具体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必然转化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政策性贷款可能直接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负担同样加剧了银行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从而加速了国有银行内不良贷款的累积。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中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于宏观金融政策的变迁,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4]

    如果西方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追究银行管理人员的责任,直到让这家银行关门倒闭。可是,很难处理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甚至找不到需要直接承担责任的肇事者。既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那还着什么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越积越多。


    (三) 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是体制问题,说到底只有两条:

    (1) 政企分开

    (2) 通过市场竞争选择金融人才。

    只有政企分开才能避免各级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贷款坏帐。只有让优秀金融家来主持银行才能保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两个条件是改革国有银行的前提条件。第一条是政策环境。如果政府官员不停地干预银行业务,哪怕就是再优秀的金融专家也难以施展身手,甚至会被恶劣的经营环境逼走。第二条是说人的因素,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人的因素第一。尤其是在现代金融行业,千万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 

    有人说,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开放民营银行,为什么不先帮助国有银行搞好改革?经过好多年反复研究讨论,多数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银行要比创建民营银行困难得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做到上述的两条。 

    政企不分使得国有银行的改革格外困难。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在组织上、人事上和心理上,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都必然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一方面他们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意图,另外一方面,一旦国有银行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基础和需要。例如,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政府发国债筹资用于充实银行的资本金;[5]如果国有银行不良债权过高,资产质量低劣,国家则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在帐面上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6]正因为有政府的干预和担保,国有银行养成了相当严重的“道德危机”,补充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不断下降,债转股以后不良债权又迅速积累。政府的担保一方面破坏和瓦解着国家信用,另一方面则阻碍着民间信用的建立和发展,是债信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商业化是化不了的。因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是一家,政府、银行、企业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银行的改革没有需求,没有动力,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

    如果国有银行能够找到优秀的金融企业家,并且他能够得到上级充分的信任和授权,顶住各种压力,政企分开,拒绝政府过度干预,那么,即使维持国有产权,也存在着办好国有银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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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可是,金融人才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目前,国有银行的行长是由组织部挑选,由各级党委决定的,最后还要经过当地政府发个任命状。在这种体制下就很难避免双重扭曲:首先,组织部难免按照政府官员的标准推荐一些庸才。其次,就算凑巧蒙上一个人才,如果人事权控制在上级政府手中,怎么能够要求行长们做到政企分开?

    在组织部推荐的人选中,就是按照概率分布,也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也会有几个能够和上级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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