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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市场从何入手--近期财政-货币政策评析与建议

时间:2007-9-19栏目:经济学理论论文

一、经验与启示
  1998年我国采取的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安定社会、促进增长等方面收到了明显成效。其主要经验至少有如下三点:
  (一)政策选择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特殊情势下, 重点实施积极的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干预力度,既有理论根据,实践上也是成功和有效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去一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实绩,以及在促进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成绩,都是有力的证明。
  (二)政策取向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双向着力、协调配合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既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符合推增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又有利于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致因短期的总量扩张政策举措,而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受损受挫。这一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主要是由于转轨“阵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所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三)政策配合上,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向协同。在去年的政策运用中,诸如在资金筹集上,定向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在资金运用上,注意财政投资与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发行特种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等等,都体现了两大政策协同考虑、双向兼顾的特点,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优于总量扩张。事实上,无论是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时期,两大政策都能对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只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传导通路局部受阻),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也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
  (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贷的扩张或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比如,长期以来的信贷投放对象,都是国有企业和所谓物质生产领域,而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甚微;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信贷“饥渴”现象也一直是一个久议而待决的问题。这些方面的政策传导梗阻,必然对货币政策的应有功能产生弱化作用。
  (三)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鉴于消费需求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今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在继续加强投资刺激的同时, 似应特别注重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拉动。这方面可供选择的对策,除了切实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逐步拓展银行消费信贷、买方信贷以外,更应注重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以收入预期、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不确定性预期支出因素的减少,来促进消费预期、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此可供选取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 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至于增加后一类支出的财政资金筹措,近期可考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利用国有存量资产,以及增加经常性收支节余中用于此类支出的比重(建设性支出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债发行)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二)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我国的国债发行,从经济大环境来看,目前虽仍有较大的游刃余地,但从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从已经畸高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又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和制约,必须慎而为之。一个既能维持一定的发债规模,又有利于减少财政债务压力的办法,就是增加专项建设国债的发行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
  (三)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暂时性举措。长远看,企业和民间投资的活跃才是至关紧要的。在这方面,我国也有很大潜力和政策空间。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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