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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困境感言

时间:2007-9-22栏目:经济学理论论文

我们并不是学经济学的出身,现在只是凭着一点常识,来谈谈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
    现在中央正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且力度有越来越猛之势,而传媒也一片叫好之声,但照目前的路走下去,前景是否可以乐观呢?从我国的现实看,六七年前,我们被迫走上宏观调控之路,对当前的政经制度、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当和那时仔细相比,以求得教训。从扩大内需政策依据的理论基础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其理论本身,还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当年的大萧条,是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解决的,也不是没有疑问。对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默里·罗思巴德等人的论述,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不听取相反的意见,只有一边倒的意见是很危险的。当然,即使批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短期内有效,有人也会说我们要的就是短期的效果。我承认在两种统计上的宏观经济数据之间,有时候能够确立一种经验上的联系,但是否可以依据这种联系,来制定经济政策,制动一方面,求得影响另一方面呢?即使从短期来看,这种政策的影响如何,也必定要看此时此地微观主体的行动决策。为什么中央一再降低利率,积累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却效果不显呢?若是老百姓心中惶惶然没有底,他如何肯拿出积蓄来去消费;若因为执法不畅等原因,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很大,它如何肯去投资?中国人现在的行为,实在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要求的相去甚远。这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的微观基础不一定是可靠的,其对人的行为假设,并不是普遍的、基本的,可能却是历史的、具体的,只在某时某地为真实的一些现象。所以在外国正确的假设,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进而言之,这是更重要的,宏观数据之间的联系,可能也是表面的,往往是彼一时有,此一时无;外国有,而中国无。甚至,不同时不同地的数据,是否反映了同一个实在,我看也成疑问。这样说来,一定要从政策的有效来考虑问题的话,依从凯恩斯主义的思路,倒不如依陈云同志的思路。但大家又都不愿回到计划经济。一种政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不是说其不理想的后果就不出现了。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很可能只有再分配的作用,即劫贫济富,劫无权者济有有权者。通货膨胀伤害的首先是老百姓,使百姓们的储蓄缩水乃至化为乌有。现在有所谓以股市繁荣来刺激经济、刺激消费一说,这实在是饮鸩止渴之举。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处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久病更不可下不对症的虎狼药。
    现在中国经济困境的症结所在,一言而敝之,是因为微观经济环境的恶化,而这是因为在中国近十年来,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之下,经济绩效的提高已到了一个尽头。甚至,制度和文化竟越来越变得反生产性了。什么叫反生产性呢?就是在此种境况下,做蛋糕的人得到的蛋糕越来越少,在分蛋糕中耍手腕的人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多,结果,人们做蛋糕的积极性降低,蛋糕变得越来越小。
     中国的经济改革,以198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十年,改革开放确实为普通人带来了实惠,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感到生活变化最明显,最有奔头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些改革政策的推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内部能够克服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可以了。可是,取得的成效是如此明显,竟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在了。不象今天这样,政府要去刺激经济,要去搞活国企,但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不大。可以说,在当年,推行政策的人也不一定预期到政策的效果会这么好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当时推行的改革措施,确实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制度环境,而这个崭新的制度环境,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来说,大大改变了他们行为的模式,可以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谓宏观的经济现象,所谓宏观的经济表现,是以微观个体的行动为基础的,是个人行为的结集。这一点,我想是政策制定者当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在那十年里,贫富的差距也拉得并非很大,而且致富的人,有许多也并非是因为有了权力背景,而是其经营填补了社会特别紧缺的需要。虽然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拿剃头刀的,但摆摊理发的人,有什么权力可言呢?这种社会现象,你可以说是不好,但因此想让政府干预一下这种社会不公,那就太没有道理了,因为摆摊理发的人并没有犯法。
    我们中国的思想方式,一向是从经验出发,不重视理论思维的。我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其措施也是来自于具体的经验,所以那时经常有各种试点。后来,这种改革思路,还被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上述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是否有内在的、统一的逻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否应当是同一逻辑的推演和贯彻?或许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系统的理论总结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或者说对决策者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中国社会的前途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从1992年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改革,这期改革一开始,是将过去一段时期人们必须表面尊奉的意识形态信条抛弃了。但是却又没有建立任何新的信仰。大家都去发财吧,可是真的大家都能发财吗?不讲道德原则的民族是注定要贫困下去的。接着是一轮全民经商的热潮。这个时候,也出了一些企业家,而且这些企业家发财致富的速度惊人,但是,这些企业家们的致富,许多却是靠寻租、投机而暴富,是靠公共权力的腐败和掌握公共资源的人腐败发的财。换言之,更多的是财富的转移,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如果说八十年代打破了底层人民的追求幸福生活的枷锁的话,九十年代则是解放了有权有势者,他们得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财富。而在不自觉间,八十年代改革的内在理路没有彻底坚持下去,达到其逻辑的结论,反而停滞下来,停留在一些不完善的、半吊子的制度上。而这些制度所能容纳的人民努力的发挥,所能容纳的经济绩效的表现,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尽头。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已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再难有什么高速增长出现了。另外我们还需注意一点,这时期,社会风气变坏使得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被严重侵蚀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信用关系几乎处在瓦解中。什么是社会资本呢?简单说,就是人群使合作得以达成的道德共识、文化传统等等。为什么中国的社会资本在这近十年里,被消耗得如此利害呢?一个原因是,旧的一种信仰破了产,一些有权有影响者,再加上一些文人帮腔,竟相率信奉起禽兽之道来了。殊不知,唯有有道德的国度能富裕,在道德瓦解的状态下,全体国民只能在贫穷和悲惨中挣扎。
    在现有的制度下和社会信用瓦解的局面中,在社会的上层,固然忙于寻租;而在社会的底层,稍微一点大规模的社会合作皆不易实现,合作局限于小商小贩、小饭馆、发廊。底层的服务业还是很繁荣,很方便的。但是,当我经过那些饭馆、发廊,看到那么多的年轻姑娘的全日性工作就是端盘子、给人洗头时;看到城市里的单位竟有这么多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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