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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上]

时间:2007-9-27栏目:经济学理论论文



    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道,在大学在单位的,曾自己以为自己懂得一点什么,到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这次到北京来,是一个特例,北大请我去演讲,说有二三百人要听,结果找了二十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后天是清华大学,十几个人的小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对一个喜欢平时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与诸位同仁交流这些看法。我想讲一个多钟点,余下些时间与大家一起交流,听听诸位朋友的看法。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1990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1990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0.46,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刚从上海来的时候,就喝了两天的风沙。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对这类问题表现的很焦虑、反感,而且,在追究这些责任的时候,都怪罪于我们党的腐败和专权。是不是这样?

    一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1994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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