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腾飞之路和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式改革则把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建立放在改革的中后期，在旧体制框架下先培育新体制的因素。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利弊皆由此而来。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由于激进式改革是旧体制病入膏荒，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时突然发生的，虽然便于打破旧有格局，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伴有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对抗，往往会造成生产的破坏和下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从而使改革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建立之后，能够尽快达成社会共识，使新体制及早投入运行，就会逐渐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建立之后，仍然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继续处于不断的冲突和动荡之中，人们就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而改革的“摩擦成本”（樊纲，１９９３）会继续加大，“实施成本”也会增大，甚至会造成新的严重的冲突和对抗。这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
与此相反，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且改革的初期并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让新体制的因素在边际上生成，因而不仅能够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成本，而且从一开始就能推动生产的增长，从而使人们从改革中受益，促使改革的逐步深入。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一举打破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就可能尽快结束双轨并行的混乱局面，使新体制顺利运行和发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旧体制核心和基础部分的改革久拖不决，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范迟迟不能建立并顺利运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份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会耗尽或者被旧体制因素吃掉，不能再对改革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从而使人们普遍受益，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性质就会丧失；改革中在双轨体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长壮大，并与旧体制势力结合起来，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腐败、分配不公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就会发生社会冲突。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成本（包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增大改革的困难，渐进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不经过一次较大的冲突和动荡，不能完成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任务，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的设想无法实现。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打破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不仅会随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难度，而且这一变革本身就带有突变的性质，往往需要采取某些激进的手段，以打破僵局和旧体制势力的抵制。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越和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危险，也不应把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褒此贬彼，而应当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必要的激进措施，或者在渐进之中准备在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使改革大业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成功。
１９９５.１.２０于北京三里河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Thomas), 1976:《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127;A New Economic History），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１９８８。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 1981: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Mancur Olson,1980,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tson）,1982:《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张宇燕，１９９４，《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第２期。樊纲，１９９４：《渐进与激进：制度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第９期。樊纲，１９９３：《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１期。杨晓维，１９９４：《控制、利益和国? 衅笠挡ǜ母锓绞降难≡瘛罚毒醚芯俊罚冢保财凇＊?/P>
附：评答成理各抒已见 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足见书评之重要。事实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是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好的书评对于评者、被评者和读者将会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这也许是很多以书评为名出书藉、办刊物的原因（顺便提及，最近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个双月刊《中国书评》，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既然以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已任，自然对于读书、评书给予很大的关注。继去年评论了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之后，最近又召开专门的理论讨论会，评论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以下简称《奇迹》）。主评人是张曙光和张宇燕。前者以《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为题，写了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１、８万字），后者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为题，写了一篇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读后感式的杂评（７千字）。两个评论各俱特色，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辩和与会者的发言也相当精彩。
《奇迹》的分析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外生变量由政府主动选择的，而扭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由于激进式改革是旧体制病入膏荒，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时突然发生的，虽然便于打破旧有格局，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伴有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对抗，往往会造成生产的破坏和下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从而使改革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建立之后，能够尽快达成社会共识，使新体制及早投入运行，就会逐渐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建立之后，仍然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继续处于不断的冲突和动荡之中，人们就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而改革的“摩擦成本”（樊纲，１９９３）会继续加大，“实施成本”也会增大，甚至会造成新的严重的冲突和对抗。这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
与此相反，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且改革的初期并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让新体制的因素在边际上生成，因而不仅能够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成本，而且从一开始就能推动生产的增长，从而使人们从改革中受益，促使改革的逐步深入。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一举打破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就可能尽快结束双轨并行的混乱局面，使新体制顺利运行和发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旧体制核心和基础部分的改革久拖不决，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范迟迟不能建立并顺利运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份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会耗尽或者被旧体制因素吃掉，不能再对改革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从而使人们普遍受益，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性质就会丧失；改革中在双轨体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长壮大，并与旧体制势力结合起来，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腐败、分配不公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就会发生社会冲突。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成本（包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增大改革的困难，渐进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不经过一次较大的冲突和动荡，不能完成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任务，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的设想无法实现。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打破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不仅会随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难度，而且这一变革本身就带有突变的性质，往往需要采取某些激进的手段，以打破僵局和旧体制势力的抵制。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越和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危险，也不应把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褒此贬彼，而应当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必要的激进措施，或者在渐进之中准备在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使改革大业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成功。
１９９５.１.２０于北京三里河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Thomas), 1976:《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127;A New Economic History），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１９８８。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 1981: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Mancur Olson,1980,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tson）,1982:《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张宇燕，１９９４，《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第２期。樊纲，１９９４：《渐进与激进：制度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第９期。樊纲，１９９３：《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１期。杨晓维，１９９４：《控制、利益和国? 衅笠挡ǜ母锓绞降难≡瘛罚毒醚芯俊罚冢保财凇＊?/P>
附：评答成理各抒已见 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足见书评之重要。事实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是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好的书评对于评者、被评者和读者将会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这也许是很多以书评为名出书藉、办刊物的原因（顺便提及，最近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个双月刊《中国书评》，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既然以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已任，自然对于读书、评书给予很大的关注。继去年评论了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之后，最近又召开专门的理论讨论会，评论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以下简称《奇迹》）。主评人是张曙光和张宇燕。前者以《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为题，写了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１、８万字），后者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为题，写了一篇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读后感式的杂评（７千字）。两个评论各俱特色，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辩和与会者的发言也相当精彩。
《奇迹》的分析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外生变量由政府主动选择的，而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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