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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终结

时间:2007-9-27栏目:经济学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对传统公有制理论及其作了系统批评,分析了传统公有制在实践中的异化形式,阐述了现代公有制的基本内涵。本文的主要推论,是主张废除私人物品生产领域的公有制,扩张公共物品的公有制。

本文结论

现代经济学对公有制问题究竟有什么看法?什么是传统的公有制?什么又是现代的公有制?本文通过系统介绍、评论现代经济学的相关观点,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并产生了下述认识:

1·传统公有制的弊端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私人物品的公有制,即公有制形式与私人物品的结合;合理的、需要扩张的、并也是现代的公有制是公共物品的公有制。 2·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发展,更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应该体现为公众对公共物品的不断扩大的占有上。多少年来,中国理论界和意识形态控制者在公有制问题上的失误,莫过于对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忽视。

3·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一般也是竞争性领域)建立国家所有制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获取收益曾经是建立大量国有企业的目的,而诺斯教授发现,国家常常为了收益而进行无效的产权交易,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增长(菲吕博腾等,1972,207页)。

4·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仍然是国有企业。现在改革的重点是“破产”与“重组”,应该再加一个“退出”,一定要加快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步伐,甚至在商业银行领域、一部分基础产业领域也应该适当退出,把退出后留出的空间让给私人投资主体。

5·中国正在发生社会大转变,对社会危机的担心是人们的共同心态。历史证明,在这样的时代里最容易产生乌托邦主义,也最容易对一切财产的公有制产生幻想。而诺斯对历史的研究证明,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1981,174页),这当然是针对私人物品而言的。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我们坚持公共物品公有制的前提,其他领域私有制的充分发展将使我们更有能力摆脱一切危机,并帮助我们强大起来。 一·相关概念的内涵

关于公有制问题的许多争论是因为人们对相关概念的内涵没有统一认识引起的。本文将按照大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惯例来使用一些基本概念。约定俗成概念的内涵不能任意去“发展”,否则,人们无法相互交流,科学也无法发展。例如,“猫”这个概念不论怎么发展,也不能成为老鼠。当然,一旦有了新的科学发现,就需要创造和使用新的概念,但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不理解这个道理常常引起无谓的争论。 本文讲的私有制是指:财产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明确界定到个人,个人在享有财产权利时具有排他性,并可以自由转让权利,在转让时获取一定的收入;私有者之间还可以达成契约,建立起组织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他们之间的市场关系,但在这个组织中,个人拥有退出权利,并在退出时保留自己的财产权利(Cheung,1987a)。这种组织奉行的原则仍是私有制的原则。

本文讲的公有制则是指:在一个组织或合作关系中(公有制总是存在于组织或合作关系中),财产权利没有界定到任何个人,而归属于一定的共同体或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合作组织,任何人都无权排斥其他人使用财产,大家都可以为使用这一财产而进行自由地竞争;任何个人在退出共同体或合作组织时,他原享有的财产权利同时消失。在公有制产权结构中,没有排他性的使用权,没有转让权,在限定的情况下,不可能从使用公共财产中获取净收入(Cheung,1987a)。公有制的倡导者还认为在这种产权结构中,每一个人权利都是平等的,但实践证明这只是纸面上的理想。

本文所讲的传统公有制,是指类似我国建国后长期实际存在的、被以往正统意识形态指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形式。这种产权结构形式除了有一般公有制的主要特征外,还有其他几个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特征:

1·传统公有制在私人物品1生产领域建立公有产权,甚至在私人物品的消费领域干涉消费者权利。这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公有产权,乃至现今一些国家的公有产权,一般只限定在公共物品1的生产或消费领域,而较少在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建立公有产权。

2·传统公有制的“理论”刻划与现实之间存在相当差距,笔者把这种差距的产生称之为“异化”,这种异化是传统公有制得以存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原因。后文将对此进行专门讨论。

3·传统公有制企业一般具有所谓“政企不分”的特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根据上级行政部门的经济计划指标作出安排,企业管理的目标约束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上级计划指标。企业不仅承担生产任务,还承担职工的社会保障任务和相当一部分公共产品的供应任务。全社会不存在约束企业生产经营的市场机制。 二·传统公有制理论的基本失误

(一)人性假设的错误

传统公有制理论以这样的哲学信仰为基础:社会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的推论是:在公有制关系之下,人们将摈弃私利要求,产生大公无私的观念;大公无私观念又使“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存在,便有利于国家计划的实行,从而产生一个有序和理性的计划经济。传统经济体制的世界性失败,证明这一套哲学信仰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已经熟悉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经济人”假说,把经济人描述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个假说有两层涵义,一是说,人总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共同体的利益,人是利己人;二是说人可以把握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是理性人。一般而言,这个假说是一个具有普遍现实性的假说,但这个现实性却经常受到怀疑。由于许多怀疑不无道理,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了这个假说,使这个假说的内容大大丰富了。

一方面,从利己人这个层面看,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者是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应该满足行为者各种各样的偏好,不仅可以满足诸如对苹果、橘子等有形物品的偏好,甚至还可以满足伦理上的偏好。这样一来,经济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差异看作是偏好或者效用函数的差异,甚至少数人的些微的利他主义,也被看作他们的特殊的效用函数,而不是背离一般原则的特例。此外,人的利己主义特性在斯密那里尚未包含损害他人的意思,而现代经济学的许多作者则认为,在条件适当时,利己人会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搞机会主义。 另一方面,从理性人这一层面看,现代经济学已不再坚持行为者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而是认为经济行为者通过估计每种结果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效果,来估价他的行动的预期效用。行为者当然受到信息获取成本以及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决策。基本观点仍然是,经济行为者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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