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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家

时间:2008-6-24栏目:证券论文

卓福民:一个风险投资家的生成
17岁的时候,卓福民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具体而言,工种是翻砂工。后来,他总喜欢跟人提起这份工作,正像很多成功的人喜欢追忆他们的青葱岁月,那时候的生活简单、辛苦,充满了一个年轻人对繁华世界的向往和奋勇向上的决心。

  他用轻快而匪夷所思的语气,叙述自己怎样从一个学徒变成一个工厂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可是我上了社会这所大学”,这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无比成熟,这样,即使他要管理一群四五十岁的工人,他也不会觉得胆怯。

  如果单从履历来看,接下来的生活顺利得超乎想象。

  他开始时是被电机公司借调,去搞企业体制改革。这期间,他总要同政府部门打交道,这又带给他新的机遇。1987年,上海市政府体改办用了半年时间,将卓福民“挖”了过去,这样,卓福民就有机会参与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到现在,你仍然能够从互联网上搜索到卓福民撰写的上海市企业改革的论文,诸如《上海1995-1997改革构想》。它们大都题目宏大,颇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这也难怪,在那段时间内,体改办是大陆经济领域最为精英的部门,时代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是最显赫的经济官员,就好像供职于日本经济腾飞时代的通产省的日本政府官员。对于个人而言,他们还可以借助政府体系的各种资源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在卓福民的党校同学中,就包括了后来在上海各个商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后来光明乳业的董事长王佳芬,他和上海家化的领导者葛文耀也成为非常熟络的朋友。当他2002年加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出任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CEO之后,光明乳业和上海家化都成为他投资的公司。上海实业是一家由上海市所有、基地在香港的控股公司。

  追寻卓福民在上海实业时期的投资轨迹,会发现他的投资履历相当辉煌。上海实业的背景和实力让卓福民可以大手笔地进行自己的投资历险,他的每笔投资都不是以百万美元为单位,而是以千万或者亿计,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金额为6亿美元。他投资过的公司,除了上面提到的上海家化和光明乳业之外,还包括同样声名显赫的中芯国际、东方商厦、联华超市等公司。

  2002年,感觉到年龄带给自己压力的卓福民离开了上实控股。他想要开始自己的风投事业,而不是留在随香港回归撤回上海的上实控股做资产管理。而且,他相信,凭着自己过去多年同企业打交道的经历,以及他从这些经历中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而且再适合不过。辞职后的卓福民首先加入了新加坡祥峰中国投资基金,出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2007年,他创立自己的投资公司思格资本。第二年,他以管理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纪源资本,思格资本和纪源资本的合作,最终让后者成为一家管理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

  经济观察报:你投资的时候是押赛道还是押人?

  卓福民:赛道也要押,人也要押。如果你赛道押错了,你投资的这家公司的领导者再优秀,他也跑不起来。不好的赛道肯定有问题。就好像田径比赛一样,到山路上面去,就是刘翔也跑不起来。赛道很重要。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先看大门,大门就是这个行业行不行,空间大不大;第二看小门,在行业里面这个企业居于什么位置;然后再看管门的人,管门的人能力行不行。

  我不认为投资就是看人。很多东西都是客观的,没有一个单纯的因素可以概括全部的事情,行业发展空间、竞争优势、价格都要看,不可能只见一个人就解决问题。

  经济观察报:对于人,你投资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卓福民:判断人,就一般的团队来说,我们比较认可的是要有学习能力,我们会把学习能力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二是要看他的执行能力,如果他理论讲得很好,执行能力不行,结果是要打折扣的。从品质上来说,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品质是这个人有没有诚信度,如果这个人过去的轨迹不好,过去没有诚信度,他的公司和他个人的能力再好我们也不敢碰。判断人的标准可以归纳出很多。但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两个:能力和诚信度。

经济观察报:我看过纪源资本之前投资的一些公司,基本上以互联网为主。

  卓福民:我们除了原来的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行业之外,会扩展投资的领域。

  中国的创投从1990年代初发展到现在,我的说法是它从1.0版走到了3.0版。1.0时代是资金、投资公司和退出都在海外;2.0时代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钱用的是海外的钱,退出也在海外,但公司可能在中国;到了3.0时代的时候,是两头在内一头在外,除了资金是海外的,公司和退出都在国内。2007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IPO首次境内融资超过了境外融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东西?那就是更注重本地的资源、本地的经验和本地的团队。原来很多风投团队的真正合伙人里面,是没有中国人的。

  现在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VC从原来传统的TMT行业——TMT不是传统行业,但它是VC投资的传统领域——越来越向传统行业的方向走,比如跟消费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跟城市化相关的产业。中国现在城市化比例是40%,将近6亿的人口,未来15年到20年,要达到70%,将近10亿人口。随之而来,跟城市化相关的很多领域都会面临大的挑战和大的机遇,特别是消费品行业。你知道我的背景,我投过光明乳业,投过上海家化,投过联华超市。我本身就有这方面的经验。

  经济观察报:其实现在很多VC也看好一些传统行业,跟那些小伙子们相比,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卓福民:我们跟年轻人比,肯定活力和精力都不如他们,我不能再回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做VC是需要丰富经验的。连夜加班,加几天,这是投资银行的做法,而做VC确实是要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我上次去硅谷时见了五个比较顶级的风险投资家,最小的50多岁,年纪最大的70多岁。

  经济观察报:目前从全球来看,大家都在担心新一轮的经济不景气。你对大势的判断是什么?

  卓福民:做投资的话,我经常讲八个字,“高高在上、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是指要高屋建瓴地去看问题,所谓“与众不同”就是不能跟着公众走。所以这种时候你不能跟大部分人的思维是一样的,大部分人是不赚钱的,只有少部分人是赚钱的,包括股票市场也是。如果你的思维跟大部分人是一样的,那意味着你一定是输钱的。

  从大势上面来看,最近几年里全球经济不会太好,中国经济也会受到相当的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下降,中国的出口马上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里有一驾出问题,就会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做投资需要耐心,我有足够的耐心来发现一些好的机会。第二,从被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有一个融资过冬的时间点,决不能觉得现在钱多得不得了,钱可以很快融来,到了某些环节突然之间钱就少下去了。我经常跟被投资人沟通,说你们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周期考虑,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整个宏观经济里,钱不是越来越多,而是某一段时间内钱会比较少,那个时候你能否撑得过去就是个问题,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投资?这段学习期是怎么完成的?

  卓福民:我原来是做电机的,从1968年17岁做学徒开始,到现在已经40年了,除了中间有几年去读大学,我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工作。

  其中还有八年时间我在政府部门就职,但部门是体改委,我负责的工作是股份制企业改制。那八年我去看一个一个的企业,各种类型的行业企业我都看过。我的角色相当于是作为政府来投资,对我来说也是投资的经验积累。

  接下来上海实业的七年多,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我自己亲自看过的企业就有几百家。投下钱去的也有很多,而且都是数额比较大的,动辄是几千万美金,根本没有投过几百万美金的,大到2亿多美金的投资,6亿美金的我也投过。

  从1999年2000年,我开始关注风险投资。我第一次到硅谷去考察风险投资是1999年。2000年的时候我和淡马锡合资做风险投资公司。2002年我自己开始专门做风险投资,一直到现在。

  经济观察报:之前已经有很多做公司的人卖掉公司,或者自己出来做投资,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卓福民:不一定,投资公司不可能无限制向上发展,未来三到五年会有一个优胜劣汰;也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会成功地转为一个风险投资家。所以我觉得说趋势有点大,但VC的力量确实有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家,特别是来自于成功的创业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有和淡马锡一起的工作经历,在投资方面,淡马锡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对象呢?

  卓福民:在国家主权基金中,新加坡的淡马锡是独树一帜的。淡马锡有一个策略,它的投资要跟淡马锡下面的几家旗舰公司共同出资。比如说航空,新加坡航空是淡马锡下面的一个旗舰公司,淡马锡会和新加坡航空一起投资某家公司;新加坡港口到中国来发展,淡马锡也会跟随新加坡港口一起到中国来做策略投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没有按照之前的轨道继续走下去呢?比如你可以在政府、在政府控股的上海实业这样的公司一直做下去。

  卓福民: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当时我在上海实业,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我直接调回国内,要去管另外一个产业;另外我的年龄也超过50岁了,对我来说,如果直接去做一个投资家,可能比继续在一线打拼更适合自己。

  我觉得现在我的职业非常好,我正适合做这个事情:有那么多的经验,做过那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投过那么多的产业。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上市公司里,不可能到了60多岁还在那里。但是做风险投资,到了60多岁可能就是最吃香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你的背景是什么?

  卓福民:我的背景很普通,普通家庭,没什么背景。25岁时,我是凭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去管一个工厂。然后我去读书,毕业是在1983年的年初。读完书以后我又带队考察领导班子,然后开始做企业管理。再然后,被机电局“借”过去搞体制改革。

  在机电局的两年内,经常跟上海市政府打交道,具体对口的是体改办,体改办一看这个人不错,就开始想挖我,挖了半年,机电局一开始不同意,最后放了,我就到体改办去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背景,一点背景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

  卓福民:我觉得我身上比较让人欣赏的,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我是机械行业出来的,但对纺织、化工、航空、酒店,我都能讲一套。第二是我有比较强的研究能力,你在网上可以搜到我写的关于上海市企业的一些论文。第三我觉得我胸襟比较宽,能容人,能容事。我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两条,一条是用人,一条是出主意。人用好,每个人发挥他们的作用,你们能干的事我不能干,你们不能干的事到我这边我帮你解决。

  经济观察报:过去几十年中那些大的动荡,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卓福民:十年动乱时荒废了学习时光,我20多岁刚刚进大学,人家大学早就毕业好多年了。但是我上了一个社会大学,当时20多岁的人看上去比30多岁的还成熟。1989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我是市政府里值班的。我们已经过了疯狂的时代,过了那种非理性抗衡的时代。

  我们做的事情是比较理性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有激情的。就像我的思维里有形象思维的东西,也有逻辑思维的东西。如果评价我这个个人,我可能是个矛盾体。做投资,要计算投资回报,我一般都要求小数点后两位都要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形象思维也很好,我的油画、素描基本上是专业水平。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跟那些年轻人们相比——包括你们公司那些年轻的合伙人们——区别大吗?

  卓福民: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超过我,比如说我不玩网络游戏。2003年底的时候,为了考察盛大,我跑到网吧去看。网吧像我这种年龄进去的很少,我就说是来找儿子,进去转一圈看看人家怎么玩。年轻人,不用说,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所以我要不断去跟年轻人学习,不断激发自己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

  他们跟我学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跟企业家打交道,怎么处理一些纷繁复杂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我也会把自己的人脉资源跟他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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