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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时间:2017/7/20栏目:经济学理论论文

  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作者 | 刘林海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对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内在逻辑有莫大帮助,更对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本文从客观史实出发,结合前人成果,浅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过程、原因、影响、意义及启示。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的研究,为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关键词:经济重心       重心南移       南方

  一、何谓经济重心变迁

  “重心”是物理学名词,系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经济重心,是指某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至于其标准,各学者观点不一,主要是根据其自身工作实践提出。宁志新以户口、人丁、垦田、租赋的数值及比重为标准,杜玉文以人口、商品经济、对外贸易、自然环境为标准。

  郑学檬、陈衍德提出以下三条标准:

  “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

  第二,经济重心地区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

  第三,新的经济重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笔者认为,程民生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土地、劳动力素质、自然环境和商品经济为标准的做法较好,一方面与郑学檬、陈衍德所提标准相近,另一方面吸收了宁志新对数据的关注。但笔者对程教授认为不适合南宋以降的部分提法持有不同看法。事实上,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间的关系在南宋后反而较先前更为复杂,二者之间虽相互分离但其政治关联却更加密切。

  经济重心变迁中,又以经济重心南移最为重要。这其中又牵涉到南北方的分界,地理学上的南北分界线在秦岭—淮河一线,以此划分经济史中的南北方没有多大疑义。但问题在于各自的边界,笔者认为北方地区应以长城作为其北界,长城作为农牧分界线将牧区与种植业区分开,而我们讨论古代经济重心毫无疑问是从农业区考虑(古代经济重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而南方地区的西界,笔者认为应划在一条北段在成都平原、南段在云贵高原东缘的线以西区域。宁志新曾质疑郑、陈将四川及云贵地区排除在江南地区外,排除四川可能是因为不属于狭义上的江南,但排除云贵则较好理解,一是因为对云贵地区的实际控制(改土归流)是自元以后的事,相对晚近,此时经济重心业已南移;二是古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在南方中的地位也不高。

  二、经济重心变迁过程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经历了一个先在北方东西摇摆,后再缓慢向南,最终确定在南方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尤以南移是最为重要的。

  (一)远古至秦汉

  远古时黄河中下游流域处于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湖泊密布、河流纵横,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带来了大量疏松、具有一定天然肥力的黄土,由此黄河流域成为我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夏商之时,经济重心位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这从夏商古都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来。夏商两部族正是仰仗着自己的经济优势,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随着文明的扩散,农业开发主要向着两个方向扩散,向东扩展至华北大平原与向西开发关中平原。在此条件下,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周人大力发展农业,最终东进灭商建立周朝。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作依托,周人不可能完成东进大业并长久统治中原,从侧面反映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中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

  但由于气候、井田制破坏等各种原因,关中的经济重心地位不断削弱,并以平王东迁洛邑为标志丧失其地位。由此开始了华北平原作为经济重心的时期,其最发达处,仍属三河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平原农业此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虽战乱频繁但一直在发展,在春秋直至战国前期始终牢固占据经济重心地位。

  继周人后占据关中的秦人以畜牧起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充分利用关中自然条件,直至商鞅变法后,关中才再一次展现其发展潜力。以郑国渠为例,渠成后“收皆亩一钟”,关中成为旱涝保收的沃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从诸多历史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出此时关中的经济重心地位,从灭秦过程中围绕关中的归属发生的一系列争夺,到刘邦最终定都长安,无不显示出关中的重要地位。生活在关中鼎盛期的司马迁才会写下“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西汉时期是关中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顶点。关中虽有“八百里秦川”,但在西汉时便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需要大量漕运供给,西汉一朝的最高值为一年400万石。关中在经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后元气大伤,人口锐减致使农业生产长期无从恢复,加之其地缘影响长期受游牧民族威胁,不仅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还丧失了经济重心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关东地区稳步发展,不仅成为农业中心,更汇聚全国多个商业、手工业中心。关东农业的发展与人口密集有莫大关系,全国60%的人口集中于关东,出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的现象。一方面使其在农业开发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刺激其手工业发展。最终吸引政治中心迁往关东,并且重新成为经济重心。

  江南地区长期落后,在西汉中期仍是“丈夫早夭”“亡千金之家”之地。但已经显示出开发的曙光。如建武初,王景到任庐江太守后“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江南的应用很快就显示其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时期,在此期间战乱频繁,经济屡遭严重破坏。在此过程中,南北方分化明显。

  北方地区普遍遭受严重破坏。尤以关东地区破坏最为严重。(www.fwsir.com)关东地区经历东汉末年战乱后成为“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之地,而此后的战争愈演愈烈,甚至“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关西地区原已萧条下去,战争的劫难更使其陷入绝境。西晋在长安的最后岁月中户不满百的惨状,反映关西衰落至极。而西北地区,多割据政权下战争破坏力也不小,北魏末年的战乱使“崤、潼已西,烟火断绝”。

  但在长期战争的间隙,统治者也会想方设法的恢复经济。曹魏采取屯田制,将流民与土地相结合,恢复发展了北方经济,为之后西晋统一全国提供了经济基础。西晋实行占田制,形成了短暂的“太康之治”。五胡十六国中也不乏劝课农桑的君主。最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均田制成为了此后近300年间的土地制度,它使得北方得以重新汇聚起统一全国的力量。

  虽然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但北方农业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也十分惊人,稍加时日便可积聚起大量财富。反观南方,相较北方战争虽少,但只要有一次战争摧毁就在很长时间内一蹶不振,例如元嘉之治被元嘉北伐摧毁,侯景之乱将江南杀戮一空。双方从战争中恢复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但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户口,统计资料表明北魏最盛时户口数“已恢复并超过东汉时的水平”;二是技术,《齐民要术》表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农业技术依旧先进。南方虽少有战乱,一直处于开发中,但其开发仍处初级阶段,并且其开发区域仅限于长江下游,中游地区及更南的地区尚未得到更多开发,虽屡有北方流民补充,但户口及人口增长依然十分缓慢。

  南方经济发展优于北方之处仅在商业与手工业的部分部门,如青瓷制造。大土地所有制及固化的税赋制度制约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农业再生产。

  (三)隋唐五代

  隋代的繁荣从其巨额的粮食仓储中可见一斑,而从粮仓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仍旧是中国经济重心。从统一后对江南十年采取免除劳役的优惠政策可以看出,江南的地位仍处于辅助作用。《隋书·地理志》中的江南广大地区仍旧落后荒凉、生产能力低下,整体上依然不能和北方相比。虽有扬州等发达部分,但其面积狭小,比重不大。

  唐代中期,北方地区经济达到鼎盛。关东地区在恢复和平后兴修水利,保持着农业的领先地位,承担着向关西输送漕粮的重任。关西地区在政治中心回归后重新发展起来,经济地位有所恢复,但依然面临着缺粮的窘境。一旦遇到灾年,皇帝就得做“逐粮天子”,就食洛阳。而西北地区则达到了其自身历史上的最高峰,甚至在史书上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虽有疑义,但其发展是历史事实,不过其环境已开始恶化。

  农业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是。手工业中,北方的官营丝织业代表着唐代的最高水准,南方丝织业的发展是唐宋之际丝织业生产的重要变化。畜牧业因自然条件与战争需要,在北方发展得同样繁盛。

  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地区遭受了又一场浩劫,虽然这一地区经常有此劫难,但安史之乱给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国防格局及经济格局造成了深远的破坏。一是丧失了发达的陇右地区,西北国防失守,使得关中再度受到外部威胁而没有安定环境,再度衰落;二是唐朝中央政府丧失对河北等传统经济重地的控制权,唐朝中央必须仰仗江南财赋维持日常运转。正是依赖着江南的财赋,唐朝才在安史之乱后又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统治。

  正是在唐末,首次出现了“扬一益二”这一反映南方地区富庶的俗语,这反映出时人对经济重心变迁最直观的的认知。

  五代时,北方政权更替频繁,南方政权大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使得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南北方分化趋势延续下来。为最终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两宋及以后

  北宋时,受制于唐后期以来的国防格局,北方地区发展环境恶化,河北地区不复唐时繁盛,又逐渐受制于泛滥的黄河,自然条件转坏。

  此时的南方则已全面超越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占据主要地位。“苏湖熟,天下足”,南方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南方经济作物的品种与产量均多于北方,不仅供应本地,更行销北方乃至辽夏;南方制瓷业崛起了景德镇等一批名窑;商业都会的数量远超北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南方经济发展并非所有地区一帆风顺,四川地区受北宋初年叛乱影响发展迟缓,东南地区在北宋末年受新旧两党斗争政策变动影响较大。

  靖康之难后,北方遭受严重破坏,后又遭金人“刷地”有过人口大减、农业衰退的时期,但随后又重新发展赶上或超过北宋水平,后又受蒙古军队野蛮屠城影响遭受又一次破坏;相较之下,南方地区在阻挡了南下金军后有着一百多年的稳定,但其经济发展呈现出衰退趋势,不如北宋时,原因同南朝时一样,受大土地所有制影响。加上本已是政府财赋主要来源地,宋室南渡后财政负担全部加于南方,南方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明代初期,为恢复北方农业,开始了大槐树移民,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但除河南地区稍好外,北方其余地区经济均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不是绝对值上的下降,是相对而言,北方发展乏力,在人口、土地、粮食产量上持续落后于南方。南方孕育出了些许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并且南方地区间的分工更加明显,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江浙地区成为对外贸易重地。

  清代基本延续明代发展态势,不同的是其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及海禁政策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北方政治中心对南方资源的依赖达到顶点,这从清代几次对待大运河被切断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三、经济重心变迁原因

  经济重心变迁,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传统说法中最普遍的是战乱致使人口南迁,南迁人口挟先进生产技术开发南方说。但这种说法为王大建质疑,王大建质疑南迁人口中的多数并非普通劳动者,而多数是士兵及世家大族,并且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不适应南方自然条件。

  王大建主张是社会文化上的原因造成了南北方经济分化,北方重农,并且是过度重农,致使自然环境因过度开发而不断恶化,突出例子就是黄河泛滥次数不断增加。而南方,因自然条件优于北方,起初南方并不如北方般重视农业,很早南方便发展起了其他行业,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其他行业日益超过农业成为南方经济主要支柱。

  王大建指出,北方经济地位衰落也是传统农业自身发展受制于生产技术的结果,数据显示,北方农业在唐代时便已达到其自身巅峰,产量已无太大增长空间。在此之后为扩大产量而采取的开垦反过来威胁保持现有产量。

  韩茂莉对王大建的质疑有不同意见,认为南迁人口不可能不去适应江南环境,至于生产技术早晚也会改造以开发江南。并且她认为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复栽技术提高了南方土地利用率。

  除此之外,单项因素说法还有地理环境差异与变化说、农业经济自身发展说、生产关系落后说等,但诸论者均不会简单主张单因素说,多会强调综合因素,突出一个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北方自然条件的恶化。小农经济虽然脆弱,但也有韧性,恢复起来很快。但在我国气候逐渐走向冷干的大背景下,北方水热条件转差,加之黄河泛滥,使得农业产出增长乏力。进而无法养活更多人口。南方的自然条件逐渐改善,加之南方社会环境较北方稳定,使南方逐渐超过北方并占据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

  四、经济重心变迁影响及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特别是南移,影响原重心与现重心的方方面面,意义深远。下面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角度进行阐述。

  (一)政治

  经济重心变迁对某一地区政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其关注度的变化。江南地区从蛮荒之地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变化,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关注度之后,是各地区间政治话语权的变动。唐后期二王八司马事件,反映南方士人集团已经登上了北方中央的政治舞台,在宋朝,经历短暂的沉抑后,南方士人抢滩中央,北宋末年的党争中以地域划分形成的多个朋党中,来自南方的居多。在明代更是如此,内阁首辅大多出自南方,尤以江西居多。越往后越难看到北方士人主导中央政治的情况。

  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一定程度上,二者相分离是历史的进步,它说明政治控制力强化;但另一方面,它使得经济重心的政治地位受到政治中心的某些压制,致使其发展空间受限,必须优先服务于政治中心。

  (二)经济

  最明显的,莫过区域开发。经济重心变迁不断开发新的区域,使得区域间发展趋向均衡。经济重心南移开发了南方广大丘陵山地,发展了经济作物种植,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品。

  漕运,前所未有的成为了朝廷维持运转的生命线。隋代大运河修成后各朝无不极其重视漕运,当漕运切断时,中央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威胁。所以为维持漕运畅通,不惜在黄河泛滥时牺牲黄河沿线不堵决口。这也使得江南背负了沉重的税赋,北方政治中心从江南吸收了大量资源,在运输过程中的消耗就足以惊人。

  (三)文化

  经济重心变迁反映在文化上,便是文化名人的籍贯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南北方文化名人比例从北方几乎占绝对优势到后来完全颠倒,这一过程也正是南方逐步发展直至超越北方的过程。

  除了文化名人外,还有一个指标值得关注——科举进士录取名额。在宋代,便已出现南北方名额失调问题,明洪武时南北榜的出炉更是为了平衡南北间差距。对南方科举录取名额的限制凸显南方文教的兴盛与北方文教的没落。顾炎武才会在评价北方时说“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

  (四)社会

  从时下敏感的地域歧视中,我们就能看出经济重心变迁的影响。地域歧视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古代就是一个常见现象。据陈寅恪、周一良等人的研究,魏晋以后,中原人常常咒骂南方人为貉子或貉奴。出于自卑的心理,吴地人企慕中原,仿效北方的洛下风习。与此同时,南朝士大夫鄙夷江淮以北之人,称之为“伧楚”。北方人的自信,来自于北方的经济实力。

  北人眼里有南人自魏晋始,北人对文化优势地位深感忧虑在两宋。北宋时期,南北士大夫相轻之风极为盛行,北人视南方为“下国”,而南人则视北人为“伧夫”。自南方超越北方后,北方人面对这种地域歧视就显得弱势许多。

  时至今日,这种相互间的地域歧视我们依然非常熟悉,并且还附加上了更多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演进,其根本仍是各地区经济实力的差异。

  五、对今日的启示

  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变迁,更多不是出自经济发展自发选择的结果,而是以无数生命与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比生命与财富的毁灭更为严重的,是对原重心环境的破坏。中国北方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就是自身环境被破坏后无法恢复的结果。所以,要想实现北方地位的复兴,恢复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是先决条件。

  除此之外,必须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南方在东汉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方流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在此后的发展中依赖的也是手工业技术进步。各区域要想占据经济发展有利位置,必须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运用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3.

  [3]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山东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4]宁志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问题浅论[J].河北师院学报,1994(3).

  [4]王大建、刘德增.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J].文史哲,1999(3).

  [5]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J].中国史研究,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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