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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文化

时间:2006-11-21栏目:语文论文

2000年8月28—31日,联合国召开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会议发表的《为全球的和平而奋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团体应当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气氛下,为和平、公正、消除极度贫困、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团结而共同奋斗。紧接着,9月8日联合国又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各国政府首脑聚会,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通过“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责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决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环境。2000—201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对这样的全球共识,中国的和平文化无疑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特征这一科学论断,强调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初带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两大主题,推进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仅有利于摆脱冷战时代的影响,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的和平文化源远流长,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当然,西方世界确实也有极个别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声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事实上,持东西方文明对立这类观点绝非始自亨廷顿。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  1936)就说过:“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注: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亨廷顿的论调只不过是重复、延伸吉卜林的观点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究竟将扮演“和平者”还是“威胁者”的角色,也心存疑虑。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将用中国和平文化的史实,对他们的观点加以反驳。
  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论:秩序的和平论——儒家,行动的和平论——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道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说,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国文化的骨髓。
  江泽民1991年5月在莫斯科访问时,就引用过墨子的名言“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了中国的和平文化。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发起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为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论的主题。
      一、先秦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说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表现在儒家的修齐论、和谐论、中庸论、仁爱论、大同论等一系列理论中。
  修齐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构架,即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礼记》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要求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
  和谐论是儒家和平文化的核心。《诗经·商颂·那》倡导“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虽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孔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天人和谐在儒家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是相通、相类、统一的关系,应当一以贯之。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汉代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受儒家影响写成字书《急就篇》,描绘了汉初的和平盛况:“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注:转引自王应鳞编:《玉海》,清光绪十年成都志古堂刊本。)许慎也重视中和之道,在《说文》中提出:“中,和也。”董仲舒强调天人和谐,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注:参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天人和谐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

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庸》引《诗》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中庸·第十五章》)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注:《曾国藩全集》第12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127、7133、7357页。)。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以中庸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这些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仁爱论是和谐论的出发点。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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