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是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对战争的规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谋攻》)。但是在孙武看来，战争不是目的，和平才是目的，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是不足称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他所说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孙膑兵法》虽然研究了许多战术原则，但也贯彻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思想，孙膑说：“乐兵者亡。”(《孙膑兵法·见威王》)又说：“穷兵者亡。”(《孙膑兵法·威王问》)这样看来，中国的兵家也是主张和平的。这使我们回忆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在回答欧洲人民到哪里去寻找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道德力量时说：“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中国的兵家确实以战争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也是热爱和平的。
　　　　　　二、中国五大宗教的和平文化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有五个：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信徒有一亿多人。这五大宗教参与了许多世界性的和平文化行动。中国五大宗教组织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及1979年以后多次派出过宗教代表团，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和平会议。1994年7月2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员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担任，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宗怀德、明ｙáｎｇ@①、韩文藻、傅天元分别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章程》的条款，规定了该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上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我国各宗教团体及其信徒维护和参与世界和平事业，发展同世界各宗教和平组织及有关人士的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1994年11月，该委员会派出赵朴初、丁光训、刘柏年出席在梵帝冈举行的世界宗教与国际和平大会。1995年8月14日，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上发布了《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该《文告》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和平是宗教徒的神圣天职。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文告》中号召中国宗教徒：组织和平祈祷，每年的8月14日到8月20日，是中国宗教徒祈祷世界和平周；弘扬和平教义，编辑和平教义书刊，进行宣讲和教化；参与保卫世界和

平活动，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及一切国际友好宗教组织的和平行动，支持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倡议、决议；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遏制战争因素的和平主张，希望早日达成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与各国宗教界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公正、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新世界而努力(注：参见王美秀：《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页。)。中国宗教界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世界宗教界赢得了荣誉。
　　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在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的同时，与世界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这两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同维护着和平事业。傅铁山主教代表中国宗教界提出过如下倡议：第一，高扬和平旗帜，维护宗教的纯洁性；反对利用宗教推行强权政治；反对利用宗教分裂祖国；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危害世界和平；反对邪教组织冒用宗教名义破坏社会安宁。第二，提倡宗教宽容与和解，创造和平共处的环境；正视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交流，增进了解，实现和解；促进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对话，平等相待，不搞对抗；发挥不同文明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维护和平，共同进步(注：参见傅铁山：《高扬和平旗帜，提倡宽容和解》，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8页。)。应该说，这一倡议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观点，是这两大宗教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也能够代表全国宗教界的意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回、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中国伊斯兰教保持了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张和平、纯洁。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生活了近1000年，他们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发扬爱国、爱教、爱和平的优良传统，拥护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主张和行动。
　　中国佛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一样，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因素、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教义的核心理论是非暴力论，和平是佛教实践的主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和不杀生思想，把这一思想变成自己的基本戒律。佛教认为，人的行为是由欲望引起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膨胀的结果，就有了贪婪的行为，掠夺和战争正是贪婪的表现，所以佛教提倡灭欲、不杀害生灵、众生平等，不允许种姓压迫的存在，这样，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才有保障。这些平等慈悲的思想成为佛教和平思想的基石。佛教重视人的生命，正视人的存在，重视人的价值，提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和睦、和谐的关系。但佛教的慈悲不杀生不是绝对的，佛教对恶人是要惩罚的，这是其和平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佛教把慈悲无我作为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问太虚大师如何实现和平，太虚大师回答“慈悲无我”。“我”是纷争的根源，要和平必须实现“无我”，“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大公，大公才能实现和平。南北朝时，石勒、石虎视人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百姓遭殃，佛图澄以慈悲化度了他们，普救了天下苍生(注：参见宏度：《佛教与和平》，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第54页。)。
　　中国道教继承了道家的取法自然的和平论，认为宇宙间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气所化生，人是道气中和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中最有灵气的物类，人类处理自己和万物的关系也必须取法自然，人类要以天地为准则，维护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不能人为地去破坏自然本性。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道教继承老子的主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即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道教经典之一《抱朴子》反对杀生，反对妄为，指出：“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谗阴贼。如此乃为有德。”(《抱朴子·内篇·微旨》)如果“弹射飞鸟，刮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那么，“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全真派道徒丘处机在1220年正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以73岁的高龄，率弟子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北上，爬高山，涉大川，跨戈壁，越荒漠，为结束“十年兵火万民愁”的局面，劝诫成吉思汗止杀，“欲罢干戈致太平”，历时两年多，于1222年4月5日到达设于阿姆河(今阿富汗北境)的成吉思汗军营。在军营里，他每向成吉思汗论道，总以劝诫止杀为要。成吉思汗问他：“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回答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隆福我家。况民无常怀，唯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丘处机实践了道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论。中国道教坚持《老子》和《抱朴子》等经典所提倡的和平思想，在当今时代继续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中国的五大宗教在有关和平的论述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们都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思想，贯彻到各自的教义、教规和行为活动中。各宗教之间互相吸纳融通，形成了中国五大宗教的多元共存、和睦相处。中国宗教的这一传统，对于世界宗教处理相互关系也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汤氵换日的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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