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教学论文 >> 语文论文 >> 正文

经说·经传·经变

时间:2006-11-21栏目:语文论文

引言

1983年第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我曾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的论文(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8月创刊号(总第四期)。)那篇论文,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论点一,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于中国本土早在先秦已经成熟确立;二,楚汉"辞赋"是梵文"经偈"异质同构的对应形式;三,中国佛教之"偈赞",名为"梵呗",实系楚汉之声;四,"变文"即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

这些论点中,第一、二两点,曾有林家平先生在其1986年第3期《兰州学刊》所载之《试议拓展敦煌学研究的空间》一文,以及他与宁强、罗华庆合着的《中国敦煌学史》之有关章节中表示欣赏;第三一点曾有朱绿梅(案:即王小盾)《也谈敦煌讲唱词的音乐渊源》一文(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总第七期。)提出质疑,而且我也有针对的答辩;(牛龙菲《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答朱绿梅》,载1985年第2期,总第八期《敦煌学辑刊》。)第四一点,至今尚未见有人评论。

在我自己,于那篇论文的四个主要论点中,最觉不满的是第四一点。

当时虽已认为:"'变文'之'变',当有非文体概念的其它含义。"但终觉在未找到"经变"确切语源的情况下,我"以一'变'字而兼及'辩'、'变'二义"之有关其功能的论说,难逃"牵强附会"之讥。故于"变文"一端,只是"且谈",而未敢专论。

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切名谓,总有其固有的语源。

"变文"一语,不要说"至今还没有找出译文或对音的梵文";(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原载1981年第2期《中华文史论丛》,可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上册第285页。)即使是找出了译文或对音的梵文,也当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变'字在汉语内应首先具有相适应的意义"(同上)。

可惜的是:前此向未有人在汉语中找出"变文"之"变"的真正语源,其意也向未有确训达诂。

因此,1985年提交新疆乌鲁木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一九八五年学术讨论会"上,笔者又提交了本文,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本文自1985年提交上述学术讨论会之后,又曾见有北京《读书》1988年第4期金克木《"变文"的"变"的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之《从"睒变"论变文与图绘只关系》等文。这些论文所及,正如敦煌《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张鸿勋先生《变文研究评述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所说:不过"表明从古梵语中寻找'变'字的工作,至今尚未结束"而已。此外,还见有广州《华原》1995年第1期姜伯勤先生《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此文虽然在隋代吉藏《中观论疏》中找到了"释此八不,变文易体,方言甚多"的文字,但这已然是"流",而不是"源"。不仅如此,姜先生所谓"因为博通众典,在唱说时遂对正式的经文文体加以变通,从而'应变无尽'。这是最广义的'变文'概念"之言,也并没有超出本文当年的论说。

若干年来,我一直留心于此。从本文第一次成稿的1985年5月至今,我也依然在注视着有关此一问题的研究动态。综合考量,我依然坚持如下之或许可以供同人参考的意见"变文"之"变"者,实系中国固有之"经·说"、"经·传"、"经·变"之"变"。

一,"经·变"之制乃中国固有

中国固有之"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案:《乐经》已亡。)正如梁启超所论:"古书椠于竹简,传写甚难,故凡著述者文皆极简。《老子》仅五千言,《墨经》不逾六千言,孔子作《春秋》亦义丰而文约,而微言大义,皆在口说。"(梁启超《墨经校释》,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三月版,第二页。)《墨子·经上》有言:"说,所以明也。"故《墨辩》有《经上》篇,又有《经说上》篇;有《经下》篇,又有《经说下》篇。《韩子·外储说》亦有《经》、《说》之制。此正如梁启超所说:"欲明经,当求其义于经说。"(同上。)此《经》、《说》之制,先有晋人鲁胜《墨辩注序》发明,(《晋书·鲁胜传》存其《序》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后又有唐人杜牧言之,(《樊川文集·答庄充书》说:"复观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诗》、《书》、《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说,皆是也"。案:这里所谓"百家之说"的"说",便是"经说"之"说"。)"自梁(启超)氏笃守此例,乃能将经与说之关系,确定而不移。"(范耕研《墨辩疏证》,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版,第六页。)近人栾调甫先生又更指出:"盖《墨辩》之有说、辩,犹因明之有立、破。"(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平章胡墨辩之争》,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35页。)至此,"依经以辩理"、"错综经文以尽其变",(语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爰俞雅辩,畅辩微理"(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墨子要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版,第97页。)的"说"、"辩"("变")功能,遂大白于天下。

此《经》、《说》之名,后又移易为《经》、《传》。据《尚书正义》"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之言,此所谓《尚书》者,已非"本经",而是"口传",即"本经"之"传"。又据《汉书·艺文志》,道家学理也有《傅氏经说》和《邻氏经传》等不同的《说》、《传》。

西汉之时,经师传经之业大盛,立为博士者亦不在少数。此所谓《经传》,与《经说》大半传述圣人口说已略有不同。此正如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说:"《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正因如此,蒋伯潜先生才说:"圣人所作曰'经',贤人所述以释经旨者为'传'"。(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427页。)西汉、东汉以及从此之后经师所依之先秦经传,即如《春秋》而言,便有《左氏》、《公羊》、《谷粱》、《邹氏》、《夹氏》等不同的《传》。

此所谓《传》,又有偏离《经》之主旨者,古人称为《外传》。如,三国韦昭在《国语·叙》中便曾说过:"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有言:《传》者,"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故,"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依此之言,似乎,在"六经皆史"(语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易教上》)的中国,作为记录史事的"经传",相当于"外传"者,又有"变例"的一体。

此所谓之"变例",笔者所经见之文献,尚未有专名。但或许与杨雄《法言》所谓"五经"之"变"的称谓有关。笔者所谓"经变"者,正是指此"经传"之"变例"。

>

《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第三》有言:"《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谓的"变例",与此似也有相通之处。所谓"通辞",是指论说"道常"的言辞。(案:所谓"道常",犹如今日所说的"规律"。)而所谓"从变而移"的"经变",其与"通辞"的关系,似可参考蒋伯潜先生所著《十三经概论》一书中《春秋经传概论》一章所引诸家之言论之。

蒋伯潜先生说:"《公羊》、《谷梁》为'传'之正体;《左传》则是'史传'非'经传'之传之正体也。"作为"非'经传'之传之正体也"的《春秋左氏传》,有"《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刘安世);"《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范宁);"《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权德舆);"又有释不书于经之事者"(蒋伯潜);"有于经传不合处,不云传误,而云经误;其注亦多强经以就传"(蒋伯潜)的特征。此所谓"经变"即"经传"之"变例",其与"经"的关系;比之"传"与"经"的关系、"说"与"经"的关系,要更加强调史事的传述,并带有"演义"的意味。

正因"经传"之"变例",有"详于史"、"艳而富"的特征,故有十分丰富的形态。杨雄《法言·寡见》曾说:"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这里,所谓的"五经""其变",即《乐经》亡佚之后的《易》、《书》、《诗》、《礼》、《春秋》的各种《说》、《传》、《变》。

又,王重民先生也曾指出:"《隋书·经籍志》子部兵类有《投壶经》一卷,《投壶变》一卷。"(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第287页。)综上资料,所谓《说》、《传》、《变》三者,盖有两义1,诠释其《经》,引申其旨。

2,与"道常"对应的"事变"。

在"六经皆史"的中国,《说》、《传》、《变

[1] [2] [3] [4] [5]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