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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子”与田文的关系

时间:2006-11-21栏目:语文论文

“文子”是谁的问题,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来,聚讼不已,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我们判明竹简《文子》形成于汉初的可能性最大,说明“文子”是出于伪托,但文子是谁的问题仍然呈胶着状态。要想有所突破,不仅需要考虑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更需要多种史料的综合比照。

    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 

    在“真伪纷争”、 “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那些出土文献诚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经历了那些变故呢?所以需要认真考究。

    具体到《汉书·艺文志》中所着录的37种道家著作,根据作者的虚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本上属于著者原创或注释前人作品的,如《老子》、《庄子》、《管子》、《田子》、《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

    2、基本上属于依托或可以怀疑是依托的作品,《黄帝君臣》、《力牧》、《杂黄帝》等班固已明言“起六国时”, 或“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六国时贤者所作”。而在《太公》之注中,班固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有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那么《伊尹》、《辛甲》、《鬻子》三本书的情况又如何呢?本文认为书名与作者的身世要有所区别。比如“伊尹”是“汤相”,但《伊尹》这本书是不是伊尹本人所着,就需要谨慎对待了。而“辛甲”是“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两人的身世都是有据可察的,但他们是不是就是《辛甲》、《鬻子》的作者还是可以怀疑的。“孔子之前没有私家著作” 的学术标尺已经被动摇。但 “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2] 的判断还是可信的。更何况,“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3] 比较温和的说法应该是《伊尹》、《辛甲》、《鬻子》和《太公》一样是依托于他们的事迹、言论,并做了引申、发挥和附会的书。

    有鉴于此,不能仅仅以《汉书·艺文志》来考量班固之前的文献,反之,有必要以先秦以来的文献来考量班固所作的注释。

    二、众多“文子”考索

    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子"为名者屡见不鲜,而冠以姓,仅在《左传》、《国语》中就能找到十六个之多,遍布晋卫齐鲁诸国,且身份各不相同。严灵峰先生业已考证这些"文子"都不可能是《文子》一书的作者。[4] 

    刘向《列仙传》:“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言,居潜山下。”《大戴礼·卫将军文子》中有文子、子贡、孔子三人的对话,其中不乏“文子曰……”的内容,主要是卫将军文子追问子贡孔子七十余弟子中“孰为贤也”,另外还有孔子对于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评论,其中还提到了晋大夫赵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武也叫"文子"[5],可见“文子”其人多矣,究竟哪一个和《文子》一书有瓜葛需谨慎对待。

    三、文子:“老子弟子” 的疑窦

    关于文子,班固《汉志》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王充《论衡·自然篇》也把老子和文子看成师徒关系,以为:“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着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钱穆先生业已指出:

    今按庄子好言老子,其所称老子弟子,如南荣 、庚桑楚、杨子居之徒,虽云空言无事实,亦述之详矣。顾独不及文子。其它诸子亦无言文子者。太史公载诸子,亦缺文子。[6] 

    钱穆先生还提到:

    《孟荀传索引》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非与孔子同时之文子也。

    钱穆先生在《老子杂辨》一文中又说:“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并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

    班固注《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一位“老子弟子”,他是《蜎子》一书的作者,班固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这个名“渊”的人,一般都认为就是环渊。《史记·孟荀列传》:“环渊,楚人”, 和田骈、接子、慎到等人都是稷下先生,“皆学黄老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并且各有著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些人在宣王时“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班固并没有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视为老子弟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班固所见到的《蜎子》一书中有“学于老子”之类的话。正如王博先生所言,“谓

此人述老子可也,谓其为老子弟子则非也。”[7] 

    而竹简《文子》中,没有文子和老子的答问,更看不出文子是老子弟子的痕迹,王博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班固等以文子为老子弟子,实无证据。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可为文子师从老子之证,但遗憾的是,竹简《文子》适有此段。0880号:“王曰: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而无“吾闻子得道于老聃”句,可知此为后人增益,非原文之旧。[8] 

    由此可以推断,班固所见到的《文子》中,与八角廊竹简不同,其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的字眼。

    至于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的假说,因为《汉书·艺文志》名家类着录《尹文子》一篇,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尹文子显然也不是老子弟子,更不是“文子”。

    可见,班固所言“称周平王问”是否误读暂且不论,但以“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 却有误读的可能,其出发点无非是《文子》书中对《老子》思想多有申述而已。王充、葛洪等因袭班固之言,唐代则把文子封为通玄真人。加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之语,造成了一连串的“误读”,使“平王”与“文子”的问题日益扑朔迷离。考虑到竹简《文子》的思想和《庄子》外杂篇中的黄老思想多有契合之处,我们更有理由推断“文子”不是老子弟子。

    四、文子:与平王“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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